年深秋，贵阳。
一夜之间，中华路上出现一些烫着大包头，穿着花衬衣、牛仔裤，骑着助力单车，潇潇洒洒的年轻人。瞬间，让山城贵阳的画风，与电影、画报上的香港、巴黎接轨。
这些穿着打扮与贵阳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是从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归国的华侨学生。
印尼华侨学生来贵阳的背景，是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反华排华政策——经济上，取消了大面额的货币，盾、盾的货币作废，禁止流通，银行不予兑换，而大面额货币，大多掌握在华商手中。这样的巧取豪夺,使华商在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汉字……印尼政府完全不顾数百年来,华侨对开发南洋作出的历史贡献。
年7月，印尼华侨学生（下简称侨生）在中国第一次撤侨行动中，从雅加达平安抵达广州。之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来到贵阳学习、工作、生活。
60年过去，当年来到贵阳的名侨生，从少年到白头。他们当中，有的离开贵阳，或是回到故乡，或是去了国外，也有的在贵阳扎根，成了一名贵阳人。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
回望侨生在贵阳的这段历程，丰富了贵阳的城市生活史。
在贵阳六中的学生岁月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是香港闹中取静的一条街道。
诺士佛台9号11楼4室，是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邓小宙的物业，这里也是香港贵州联谊会的地址。郭建生、刘明镜等昔日在贵阳求学的印尼华侨，不时聚在这里，聊起贵阳往事。
兴致聊起来的时候，回到家里的郭建生，就会喊上夫人，步行20分钟，到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5个半小时后，他们就抵达贵阳，重温记忆中“印尼侨生在贵阳”的篇章。
讲述人：郭建生，76岁，中银香港集团退休，年至年期间在贵阳读书、工作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印尼华侨在上世纪，为印尼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这份贡献，是印尼华侨靠自己吃苦耐劳，一个钢镚、一个钢镚地积攒起来。钢镚里面，浸润着印尼华侨的智慧，还有血泪。
就拿我的父亲来说，他的老家在广东大埔县。上世纪30年代，大埔县很穷，日子难以为继，不少人下南洋谋生。几年后，日子过得好的人回到县里、村里，告诉老乡们自己谋生的情况，动员老乡们和自己一起外出，靠双手和智慧求生。
年春天，穷得只穿了一件破背心、一条旧短裤的父亲，跟着我的大伯父，漂洋过海到雅加达，做起大米生意。父亲脑筋活络，为人豁达，天不亮就起床，去向农民收购大米，然后运回雅加达，向人们出售。父亲的大米生意，从零售到批发，只花了短短三年时间，我们家也因此在雅加达成为中产家庭。
华侨在印尼，以勤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华侨们也抱团求生存。我的伯父倡导华侨们，成立“雅加达华侨总会”，他被选举为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在雅加达为华侨奔波办事、维护权益的事迹，引起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