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8日上午，《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生平图片展暨论坛》在贵阳孔学堂举行，这场论坛也是孔学堂自年开园以来的第场公益讲座。
这一年，是梁漱溟先生诞辰周年暨逝世30周年，也是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殉道周年,梁济的殉道对梁漱溟先生思想上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所以论坛的主题“这个世界会好吗？——畅谈梁济、梁漱溟父子的家国情怀”，展览的题目“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生平图片展”，都来自梁济父子人生的最后一次对话：
年11月3日，梁济在家中问了梁漱溟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
梁济说：“能好就好啊。”六天后，他便投北京静业湖（积水潭）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少年梁漱溟与父亲合影
论坛邀请了著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最后的儒家》作者艾恺先生（GuySalvatoreAlitto）、梁漱溟先生的幼孙梁钦宁先生，这几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搜集、整理和推广者他爷爷的相关文字、图片和口述历史资料；另一位是时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先生。
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并没有到过贵州，我却意外地发现梁先生的祖母是贵州毕节人。还发现了一本艾恺教授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一、 艾恺教授在论坛上追溯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过程
“但是我所了解的梁漱溟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艾恺教授说
论坛中艾恺教授演讲的部分，他先告诉现场听众，自己作为意大利后裔如何在美默默励志的故事。
年，艾恺教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利斯堡，父母是意大利移民，普通工人。中学时代开始，他就喜欢历史。历史的范围太广了，研究欧洲、美洲历史的人也太多了，大学时期就读的一个比较小的教会学院所有课本内容也仅限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内容。
老师给他建议：向东看。于是年的暑假，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
现在回想起来，任何事情都包含了偶然与必然。老师的一句“向东看”，21岁的艾恺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也涵盖了最大的疆域，面积比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都要广阔；中华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也许更重要的是她的连续性——当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乱的时候，常常就崩溃灭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承受住这些考验，继续用同一套基本原则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体系。同样让艾恺感触极深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是由一个世袭的武士阶级所统治，并常常由传教士或神职阶级辅助。但中国则不同，中国独特的士大夫系统是依靠学识，而非世袭，非军事和武力获取权力的群体。
年轻时的艾恺，图片来自纪录片《泊客中国：对话最后的儒家》
年，艾恺考入奖学金最高的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谠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谠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艾恺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周谷城，在研究——年针对周氏展开的批判运动时，艾恺第一次接触到了梁漱溟的名字。
那么问题又来了，研究中国的历史，不懂中文，仅仅看一些英文书不足以全面了解中国。尽管艾恺的老师们都是著名的学者，比如指导老师邹谠、顾立雅（HerrleeGlessnerCreel）、何炳棣、孔飞力（PhilipA.Kuhn）等，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但当时芝加哥大学并未开设现代汉语课程，且前两年的汉语课程教授的都是文言文，学习的是《孝经》《论语》《孟子》和《史记》等内容，这些古文课程当时确实让艾恺感到特别沮丧，真是要了命的难。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孔飞力教授似乎立刻对艾恺产生兴趣，孔飞力教授本人是美国国内中国文化研究“奠基人”——费正清的优秀弟子。他建议艾恺做两件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暑期现代汉语培训班，并转学至哈佛大学，至此艾恺才开始学到一点现代汉语，在哈佛的第一位现代汉语老师就是会讲33种方言的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女儿赵如兰——哈佛大学第一位华裔女教授，她讲汉语鸣钟似地清澈。大约花了10年的时间，艾恺已经在中文方面享有“声望”，他的中文翻译爱好也成了“副业”。
在哈佛,艾恺修读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余英时等教授们的课程。当他在为史华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又遇到了梁漱溟这个名字。
在艾恺教授看来，梁漱溟先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他的一生几乎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想自杀，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我越研究他越了解他就对他越感兴趣。”最终让艾恺下定决心把梁漱溟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就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艾恺教授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他说：我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人——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深入研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一致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中国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梁漱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只有他是唯一积极领导乡村改革这项重要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主流思想都在激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梁先生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被父亲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兼学中英文和地理课。梁先生实际上并没有读孔子以及四书五经，却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艾恺教授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艾恺教授开始撰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他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他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当年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这些人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后，艾恺教授在年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曾为几个美国政府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做翻译。他提出要见梁漱溟，未能如愿，专门去积水潭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后，带着遗憾离开中国。
艾恺教授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年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研究最佳著作奖。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写传记的，都是很渴望有机会见到研究对象的。但是他们的特殊性是在于书先出来，然后才见到传主。
年8月，艾恺教授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梁漱溟先生。为了艾恺的到访，87岁的梁先生清早起来还专门去理了发，“我研究他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握手，实在是太激动了。”10余天里，艾恺教授带着录音机，每天早上到梁先生家，两人在一张小桌前对坐。“这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艾恺教授自己这样评价。
年8月，艾恺教授第一次见到梁漱溟先生。
我与现场听众一样问了很多人都问艾恺教授的一个问题，“您见到真人后，您的书《最后的儒家》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艾恺教授回答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现他与认识前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小细节需要订正外没有需要修改的，这是很少见的。“虽然我研究梁漱溟几十年，但是我所了解的梁漱溟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位研究梁漱溟思想50多年的学者、汉学家，说自己上辈子是中国人，同时还扪心自问：这辈子我与梁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正如同梁先生一直在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从艾恺教授阅读梁先生的书，到研究梁先生，到书写梁先生，直到两人奇迹般地见面、对话，到中国出现研究梁漱溟热，这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编织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
“我一直把梁先生当做我精神上的一个好朋友”——顾久先生说。
“艾恺教授讲的与梁先生的缘分，在艾恺教授追溯与梁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很感动，我不知道在座的学生们会不会感动，一个国外的年轻学者在泱泱大国中发现了梁先生，而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当年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