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与国学再造
余雨阳
复兴一词，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即指衰落后的重新兴盛。这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曾经兴盛过，后来衰落了，现在又回到过去的兴盛状态。如果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兴衰更迭，而后的衰落，该恢复到历史的哪一段状态，怕还不好一概而论。这样的复兴，就算实现了，也不过是回到了自己的历史上，而自己的历史，在当时纵算天下一雄，放到今天，也难争得一席的地位。由此看来，复兴的期望，不应该只是自己的历史，更多的是一种横向的地位。
复兴一词，不管指向如何，大约都借诸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概念。14到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表面看虽然是倡导“复活”和“再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而实际掀起的，却是从文化到社会各领域的变革，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看来，复兴的指向，虽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但决不是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表象上去，而是重新培育一片能够产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神的土壤。正是培育了这一片土壤，使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遍及欧洲的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解放运动。
复兴的含义既然是借用，就不必照套意大利或欧洲的模式，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借来的外壳中加进自己的“特色”，在这方面，我们从来就不乏技巧和经验。可既然是“复兴”，就必然有回头的指向，只是这“复”的所指是表象还是精神，倡导者真的应该认真掂量。至少在范围上，我们应该知晓复兴的究竟是什么，然后才可能有的放矢地倡导他人和我们一起去做。
意大利的复兴以文化为关键词，那我们的复兴在没弄清表里和历史指向的时候，就先不作什么限制，复兴就复兴吧，管他复兴什么呢，只要复兴了就好。可这样一来，“复兴”就只成了口号，不知道复兴什么和怎样复兴了。倡导者表达了一种姿态，成就了一种气概，可复兴终究是无路可循。这不免让人着急，不论是倡导者还是实践者，都想在复兴的路上迈出第一步，或是显示决心和气概，或是真心想作探路之旅。从哪里入手呢？自然想到寻找历史的辉煌，哪怕先从表象入手也是好事。历史的辉煌，史载的三个高峰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复兴的指向该定在哪一个坐标上抑或是全部不好确定，复兴这些个历史高峰的什么内容也不好确定，这就重新提出了“国学”的概念。概念是提出来了，可内涵和外延依然模糊。“国学”这一概念，缘起于上世纪20年代，其意义大抵指衍生于“国粹”和“国故”的中国古典文化，而对于古典文化的概念也缺乏客观的定位，于是，一些具有行政和文化霸语权的人便把复兴的内容定位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国学的再造上。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高校内部的“国学院”和“孔子学院”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还有诸如“国学研究会”和“儒学研究会”一类的研究机构一夜之间成雨后春笋之势，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大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引领者的风范。西学东渐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于是，“自信”的民族主义者便死守着“国粹”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不能让西学东渐把中国人的灵魂掳了去。一边是发展需要融入世界，一边又害怕来自境外的“和平演变”和融入世界后滋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让我们不得不骑在中国与世界的界碑上，不知道该让哪只脚着地。
在“与国际接轨”和“世界一体化”的浪潮声中再造国学，似乎是想留住祖先的根，这样的孝道当然是好事，但国学的再造是不是就是成立几个连成立者都不知道研究什么的“国学研究会”或是“儒学研究会”之类，是不是把高校里的中文系改成“国学院”或是“孔子学院”，再来设一点《四书》、《五经》之类做必修课就可以了？搬出了孔子做招牌，国学就能立的话，这“国学”也太简单，这“复兴”也太容易了，只怕到头来，“复”是“复”了，其结果不是兴了而是衰了，那不就从“复兴”的起点走向了“复衰”的终点了吗？孔子的学说，抑或说是儒家的学说，从获得汉武帝钦定的地位至今也已经两千多年，两千多年间，儒学作为国学的地位是没有争议的，可是，在“优秀”的国学思想的统治下，史载的三个盛世高峰占多年的比例是多少呢？文景之治从汉文帝刘恒即位（前年）直到其子刘启的统治结束（前年），也不过39年时间，之后的年里，儒学依然作为国学统治着中国，可兴盛怎么就不复存在了呢？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公元年——年），有了23年的贞观之治，短短23年之后，又间隔了漫长的年，才进入了史载的第三个盛世高峰康乾盛世。这一千多年里，“国学”并没有脱离中国的统治半步，可仍然消减了昌盛的迹象。反倒是在“儒学”传统不怎么纯粹的爱新觉罗氏统治的年里，出现了康熙统治的61年的昌盛时期和乾隆60年的鼎盛，累计长达年之多。就算康乾盛世的出现托了儒家文化即国学传统的惯性的福，华夏大地史称盛世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短短年，不及儒学统治时间的十分之一。把历史摊开来，儒家文化作为“国学”究竟给国人带来了多少贡献就一目了然了，倒是给皇帝带来的贡献不少，让他们面对被奴化思想浸泡过的民众，纵然任所欲为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今天的复兴，如果先借了孔子的招牌，张扬的除了君臣父子之外，很难发现能找到兴起的出路，多背诵几篇子曰诗云，让人想得最多的无非是穿着长衫说几句“抗议”和“遗憾”之类，奴性的灵魂是绝难当好江山的守护神的。君不见“国学”一兴，对孔学的著述多了起来，可细细一看，依然是奴性的麻痹创造意识的立论，虽有一点关乎个人修养的借鉴，也被著述者框定在君臣父子的窠臼之内，于社会的进步意义不大。当我们大张旗鼓地把孔学作为国学来张扬的时候，似乎有一点与西学对抗的意思，奇怪的是，当下从事“国学”工作的学者，如果没有取得西学的执照——外语资格认可的话，也不能获得“国学”工作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既然历史曾有的兴盛并非儒学的造化，就最好不要把孔门的东西拿来做复兴的大旗。今天我们要复兴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的一种地位，一种相对于世界来说的强大的无可动摇的地位，而不是回到自己的历史的某一个点或某一个侧面上去。欧洲的文艺复兴并没有使欧洲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而是重塑一种古希腊和古罗马精神，使欧洲在当时的时代达致全面的兴盛。中国要重塑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的地位，就不能把眼睛只盯住自己的历史，口里只唱着自己的祖宗，而是要把自己放在当前世界的大格局内，从精神到物质，从过去到现在，全面地检讨自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建立起一个引导人人奋进的社会导向，这样的兴盛，不管是复兴还是赶超，都是有意义的。国家兴盛了，其思想和物质的沉淀自然就是文化，这样的文化肯定具有世界的特征，但也决不会没有了自己的印记，就像美国的英语缘自英国，但无论如何也带有美国的印记一样，这本身就是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用不着杞人忧天地用死了多年的祖宗来做盾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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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雨阳，贵州师范学院法律教育实践中心主任、教授、律师，贵州省法学会理事，持国家A类法律执业资格证书，曾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和新闻工作，有丰富的国家机关工作经历，年起执教贵州师范学院，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法律，贵州省中小学校长法律培训专家，开设课程有《先秦文学》、《中国古代文论》、《古今美文鉴赏》以及刑事和民商事法律课程。
早年的新闻和影视作品曾多次在东南亚交流，多次获得全国和省市写作一、二、三等奖。曾应邀担任《贵州法制生活报》、《贵阳日报》、《贵阳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开设《法海拾鳞》、《博客文章》、《男人手记》等个人杂谈和法律专栏，写有《秩序的定义》、《法律的平等原则与城乡二元化结构》、《学会用第三只眼看人类》、《女人如书》等近百篇散文和杂感，其文章多次被《读者》、《当代贵州》等多家知名杂志转载。
余雨阳教授在执教贵州师范学院的同时还应贵阳孔学堂的邀请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应省内外教学机构的邀请讲授传统文化和法律，其秉承理论必须融入实践的原则，教文学必有创作，教法律必有实践，一边教学一边创作的同时还兼职从事律师工作，法律实践除遍及省内各地外，还涉及浙江、武汉、云南、重庆、上海、北京等全国大部分地区，成功办理过很多重特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以及涉黑、涉毒、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和重大的民商事经济案件，赢得了社会和业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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