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想，怎么启航
没有铺路，怎么前进
你不是孤军奋战
这里有一个民族的梦想
用身体去铺路
这是进步的代价”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卷首诗
年9月25日，有着“中国天眼”之称的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
这个项目是年，总工程师南仁东提议的，历时22年，终于完工启用。
用开头这首诗来概括这22年，并不能完全囊括其中之艰辛。
但从南仁东打开“天空之门”，到为“中国天眼”寻“家”，用这几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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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在办公室
脉冲星史，天文玫瑰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茫茫宇宙中，我们真是孤独的吗？”
南仁东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至今仍是大多数人所好奇的，但也依旧是无解的。
为了寻找答案，南仁东打开了“天空之门”，进入天体物理世界。
年，重回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南仁东在导师王绶琯的介绍下，了解到天文学在那时的发展状况，也知晓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落后。
国外的天文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可见光之外一切种类的电磁波”，而中国还在原地踏步，四大天文发现里没有一项是中国人参与的。
这让南仁东既纳闷又不服，但他自己也才刚接触天文学，无法立刻为国家做贡献。他就像一只刚破壳而出的雏鸟，一步一步探索着未知领域，努力飞往蔚蓝天际。
年少的南仁东，对茫茫宇宙最多只能算得上一知半解，如今踏进这个星际圈，他才发觉其中奥妙。遨游于天体知识海洋的他，得知天宇中除了恒星、行星之外，还有其他类星体，以及脉冲星等新型天体。
“乒乓球大小的脉冲星物质，相当于地球上一座山的重量。”
这个事实让南仁东震撼不已，而“脉冲星之母”的故事，也让南仁东不由得对其产生敬佩感。
人类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是24岁的女博士生乔瑟琳·贝尔用英国剑桥大学年建造的射电望远镜探测到的。
那一晚，贝尔像往常一样观察着射电望远镜里接收到的信号。不同的是，她在检测的时候突然发现狐狸星座里有一颗星正不断闪耀着，发出一种有规律的电波。
彼时的贝尔很惊讶，也很兴奋。她立刻着手计算那颗星的规律，发现它每隔1.秒就会发出一次电波。
这种信号从未出现过，是教科书没有的知识，贝尔便将其命名为“小绿人”，并告知自己的导师休伊什。
然而，休伊什觉得那不是什么特殊信号，只是“受到了地球上某种电波的影响”，不必过分在意。贝尔不接受导师这番说辞，她仍继续观察，确认这个信号是来自宇宙深处，而非地球。
在持续检测与研究下，贝尔得出了结论，那个信号的出现既不是地球电波造成的，也不是外星人发出的，它本身就是一颗新型天体。
年2月，贝尔与休伊什联名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公告全世界：“发现了新型天体——脉冲星”。
这是天文学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且是一项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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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什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讽刺的是，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是休伊什，而非直接发现者贝尔。这个决定虽然受到了世人的谩骂，但舆论无法纠正其结果。
好在，还有人是清醒的，英国当局给予了贝尔该得的荣誉，让她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及皇家天文学学会会长。世人们也尊称她为“脉冲星之母”，“被诺奖遗忘的天文玫瑰”。
比起荣誉，科研界学者们的认可才是最为重要的。物理学界泰斗霍金在后来出版的《时间简史》一书中，便有写到“脉冲星是贝尔发现的”。
而南仁东，每次讲到脉冲星时，也都会向学生们说：“我们知道，地球自转一周要二十四小时。贝尔发现的脉冲星，自转一周的时间只有一秒多。”
一句话，只字不提休伊什，这是南仁东对贝尔贡献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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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
优秀的人总是互相吸引，南仁东敬佩贝尔在研究领域上的成就，贝尔则钦佩他在“中国天眼”上的宏大壮举。
据说，贝尔在穿过福建绿水青山的大自然，看见其中藏着一台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后，不由得感慨：“太美了！这是一位画家设计的吗？”
那本是一个大坑，如今却成了一个圆环，四周分布着六个等距离的大铁塔，馈源舱高高耸立。
贝尔的赞叹是正常的，所有走进这里的人都会为这般科技与美术相交融的景色惊叹。
当然，对于不知情的人而言，更让他们震撼的是，这奇观的设计师就是“天眼”总工程师南仁东。
是他，将艺术、科技与建筑三者结合起来。
走出国门，新的疆域
年，南仁东研究生毕业，在中科院北京天文台担任助理研究员。次年，他选择了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
彼时的南仁东，一颗心都在天体物理上。
从前那个躺在草地上，眺望远方星空的少年长大了，他正一步一步地踏着虚无阶梯，走向那浩瀚宇宙，成为茫茫星河探索队列的一员。
在南仁东的档案，学术成就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年研究生学习期间，独立提出利用射电强源CygA校准密云米波综合孔径望远镜的方法，成功应用于观测，完成了电离层改正模型及望远镜阵列的成像。”
年的南仁东，明明才刚踏进天体物理这扇大门不久，却已经在这个领域有了初步成就。就如他的朋友们所说，南仁东有“搞出重大发明的天赋”。
然而，若不去用心研究琢磨，光有天赋也不够。更何况，南仁东的成功，不能只用“天赋”一词来概括。
他的成功，是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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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南仁东
于南仁东而言，学知识练技艺自然是第一要事，但书都已经读到博士了，该懂该会的知识他也汲取了。可那明显不够，中国之所以在天体研究方面落后，就是因为国内各种设备以及实验没有国外先进，南仁东必须要踏出中国，看看外面的世界。
秋冬之际，万物沉睡时，他出发了，目的地——苏联。
与当初大串联，从河西走廊四处辗转到内蒙古大草原的经历一样，南仁东这一趟旅行依旧是漫漫长路，但意义非凡。
有着中国国徽的绿皮火车开始鸣笛，这辆从北京出发的国际列车缓缓向北启动，一路经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出境进入苏联。
南仁东的首个旅途点是两个天文台——普希诺射电天文台和乌克兰克里米亚射电天文台。
不过，除了看天文台之外，南仁东更想参观的是基辅卫国战争纪念馆，那里有着许多油画和雕塑。
每一个艺术家，都对美有着迷恋。
南仁东也是如此，抛开科研者的身份，他还是一位画家。
再加上，南仁东原本是想做一名建筑家。虽然没能实现当初的志愿，但他骨子里，依旧对建筑有着热爱。所以在看到基辅城郊建筑群时，南仁东的眼里闪烁着点点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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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南仁东
或许在别人眼里，这些建筑群仅仅只是壮观。但对于南仁东来说，那是一种艺术共鸣，这也间接影响了他在“中国天眼”上的设计。
当然，影响他的不只有建筑群，还有很多。
在苏联一站旅游期间，南仁东收到了荷兰射电天文研究所的邀请，对此他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答应得爽快，赴约的过程可不容易。南仁东身上的钱在苏联花了许多，还没有到荷兰，他的钱已然所剩无几。
南仁东的助理张承民曾说及他的这段经历，他说南仁东“是去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光靠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南仁东这趟“钢铁经历”的，若要用一句话形容，想必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好在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在钱一事上，南仁东并不需要多操心。他直接将最后的钱拿去买纸笔，靠给路人画肖像攒钱。
南仁东每画一幅肖像，就能赚二三十美元。找他画画的路人不少，所以他很快就攒够了旅费。看到钱够了之后，南仁东也不理路人们的请求，直接就走了。
一路画，一路花，就这样抵达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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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
可到了荷兰后，他又因为没有签证一事而被扣留了，最后还是靠中国护照和天文研究所的邀请函才得以入境，并在荷兰当了一年半的访问学者。
这一年半时间，南仁东结识了很多天文学家，这些人在后来也对“中国天眼”的建设给予了支持。
南仁东在当访问学者时除了收获天文知识，科研人脉外，还满足了一把艺术情怀。
他去参观了凡·高美术馆以及他的家乡，那一年正好距凡·高自杀整整一百年；他还去了意大利，看梵蒂冈博物馆和圣彼得大教堂，反反复复地仰望着前人的作品。
或许在设计“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强烈要求等距离排列六座百米以上的高塔时，南仁东的脑海里就在飞速播放着自己曾经见过的“艺术美”吧。
如《南仁东传》一书的作者王宏甲所说：“‘中国天眼’，是南仁东把美术立起来，将美术、建筑和当代世界最前沿的射电天文学融为一体的大作品。”
而这个大作品的出炉过程，并不容易。
正式起步，积极参与
年5月，走南闯北的南仁东回家了，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他先后在荷兰、日本、美国、英国及意大利等多家天文机构里做了不少客座研究，是同行眼中的香饽饽。所以对于他的突然回国，许多人还是不解的，他在国外如此有建树，回国不就意味着重新开始？
其实不然，南仁东结束国外的访问学习，并不代表着重新开始，反而是第一次前进，是中国天文领域的正式起步。
刚好，同年9月，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第二十四届大会上，各国天文学家们都提出“要抓紧建设一个新一代功能强大的‘大射电望远镜’”，以防人类因为地球上无线电的过度使用，被封锁在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之内。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国际上还专门在年成立了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该工作组由十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中国便是十国之一。
据说，当我国代表吴盛殷回国时，南仁东便立即动身去找他谈话了，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参与。”
怎么个积极参与法？
南仁东的回答是：“一是大射电望远镜的台址必须选在中国，二是中国不出资或者少出资。这应该是我们参与的前提条件。争取这两条实现，前景乐观。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去争取。”
一字一句，皆是为中国发展考虑。但同行们听着，可能都想说：南仁东疯了！
建设超级大射电望远镜是一个国际倡议，是多国天文学家提出的国际合作计划，按综合国力与天文发展来看，不会有人愿意把这个大射电望远镜建在中国的。
毕竟，彼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只有25米口径，而美国早在年就有了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况且，这个计划打算建造的是“总接收面积为一平方公里的射电阵，即由多架望远镜组成的阵列”。
对比而言，就算各国不把台址选在美国，也不会选中国。
但南仁东仍是坚持，他说：“我们的落后是明摆着的。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
是的，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南仁东最爱的就是挑战，而且他不怕落后，他怕的是落后还不奋起。所以这个机会，南仁东的想法就是“必须抓住”！
确定要积极争取这个国际机会后，南仁东开始忙碌起来，以中科院北京天文台为依托，一边联络天文学家，一边开展“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中国推进工作”。
年2月，鸡年的最后一天，南仁东还在办公室工作，与各国天文学家联络。
鞭炮声除，年味消融，南仁东拿出了成果——一份有着一万七千三百多字的《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
有人说：“这份《建议书》是‘烟熏出来的’。”
除了南仁东本人，没有人知道他在撰写这份建议书时抽了多少烟，熬了多少夜。
《建议书》的署名上，除南仁东外，一共有建议人十一位，顾问三位。
年，“中国天眼”竣工时，中科院月球应用首席科学家严俊就曾说道：
“二十三年前，中国一批怀有大射电望远镜梦想的天文学家们，就开始构想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在中国。一年之后的年，宣布成立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这是当时，乃至现在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个执着的团队。”
这个团队只有15个人，个个都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国家的落后，知道力量的不足。
但与此同时，我们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优势。
如南仁东在《建议书》中写道：“我们辽阔的国土、可供选择的各种地形地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了参加这一国际合作的优势。”
此外，南仁东忘记了一点——中国人民的团结心。
万山深处，素履以往
伴随着夏日蝉鸣声，“LT计划”的中国推进预研究工作进入选址阶段。
“南仁东穿个罗汉衫、大裤衩，看起来不像领导，但他的气场在那里。”
这是遥感所科技处处长聂跃平对南仁东的第一印象。
见到聂跃平，南仁东也不寒暄，直接就进入话题，给他讲了自己的目的以及要去川西高原、柴达木、准噶尔、鄂尔多斯等地选址的计划。
南仁东直接把话说开了：“这一定是非常艰苦的。说白了，关键就是想找个合适的大坑。你能帮我们找到吗？”
一句话说得简单，但细细掰开来讲可不容易。
这个大坑，必须尽量圆，且直径要在三百米以上，地址还要偏僻，“与聚居的人群相对隔离。就是说，没有无线电干扰。但是，也要容易去的地方。”此外，还要地质稳定，避开地震带，且地下不能有重要矿藏。
聂跃平听完南仁东的话就知道这个任务的艰难，直言：“要无人区，又要容易去？”
南仁东幽默回话：“喜马拉雅山，我就没法去了。”
听完南仁东的所有要求，聂跃平立刻就给出了一个地点，他问：“为什么不去贵州找？”
在南仁东写的那份《建议书》里，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贵州”的字眼。这并不是说南仁东没有想过，只是贵州给人的印象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而国际倡议里的射电望远镜选址需要在一个相对平坦的开阔地带，南仁东这才没有考虑贵州。
但聂跃平却说：“我认为去贵州找，才有最合适的。”
“贵州雨水不少，可是喀斯特地貌留不住水。地下水滚滚流，地上缺水。贵州的大坑，会自动排水。”
聂跃平所说的这一点完美符合了南仁东的排水要求，这能自动排水的大坑，不就是天生的望远镜选址吗？他们也不用担心哪一天下暴雨，大坑变水库。
再加上，聂跃平对贵州很熟悉，那是他的家乡，也是他赋予了许多心血的研究地。
南仁东知道这些后，特别兴奋，让聂跃平赶紧去贵州选址，还说：“你坐飞机去。抢时间！”
殊不知，这时间一抢就抢了13年。从一开始的坐飞机，到后面经费不足，南仁东和聂跃平只能一起坐绿皮火车，花50多个小时到贵州继续琢磨选址。
这十三年里，有艰辛，也有感动。
聂跃平先是一个人去了一趟贵州，一个月里先后考察了安顺地区、黔南州和义兴地区，看了几十个洼地。
知道选址不易的南仁东后来对聂跃平说：“给你补贴。我这儿有点钱。”
但LT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南仁东要开展五六个领域的研究，经费都不足，他这补贴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拿的。
可不管如何，经费不足都是一个大问题，聂跃平从贵州回来后当即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写信，请求经费支持。
不得不说，聂跃平这一举实在是刚猛。南仁东的这个计划都还没有成功立项，国际上也没有同意，就敢直接和院里要经费选址，仿佛是确定了我国一定会赢得望远镜的选址一样。
但其实不是聂跃平自负，而是他已经想好了，即使得不到立项，没有经费，他也豁出去了，一定要把选址这件事完成！
至于写信申请经费，只是他的一个尝试，行不行得通都没关系。万万没想到的是，年，周光召院长便给他的选址工程批了五万元。
此外，中科院也成立了国际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11月，身为主任的南仁东与选址组组长的聂跃平两人带领着科研人员一同到贵州开展选址工作。
通过遥感技术，聂跃平用半年多时间选出了三百多个洼地，至于哪个洼地合适，得到现场看。由于南仁东要求每个洼地都得去看，聂跃平不得不再缩小范围，筛选出一百多个洼地。
就这样，他们走进了贵州的山窝窝里。
彼时的贵州还没有发展，有许多地方没有路，需要用柴刀劈出一条路。这就得靠当地农民们的帮助了，靠他们开路，否则南仁东一行人进不去。
贵州的大山里住着很多贫困人家，他们不懂科学，更不懂什么射电望远镜。他们只知道，政府来人了，国家需要他们这片土地，所以家家户户都争先恐后地帮忙，在各方面尽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像聂跃平所说的：“山里农民再穷，也会杀鸡给你吃。”
农民们的热情，南仁东都看在眼里，他很感动，也很害怕。他怕欠人情，所以想方设法在县里买了水果，带给山里农民，这无疑是个重活，聂跃平看了连忙阻止。
南仁东却说：“如果这事做不成，这份情就还不上。”
这是聂跃平第一次听到南仁东对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不自信言语，他问：“你觉得有可能做不成？”
南仁东想也不想，当即说：“一定要做成。但是，如果没做在这里，这情就还不上。”
对于南仁东的担心，聂跃平理解，他欣慰地说：“这是我的家乡，我了解农民，他们从来就没想过要你回报。你来了，他就招待你。”
是的，贵州人民的热情，当时的科研人员和前来中国看洼地的国际学者们都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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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农民合影
年10月2日，LTWG暨W-SRT国际会议在贵阳召开，有三十多位国际著名天文学者来到了平塘县。
为了欢迎外国学者，有不少群众穿着节日盛装，夹道迎接，队伍一行排开有三里长，当代表们下车时，人们纷纷开始表演，给足了外国友人最热闹的排场。
其中，最让南仁东感动的是，从克度镇去平塘县城那一段路的修整。这段将近15公里的路本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可当他们的车队行驶到那时，却是平稳的，颠簸路面变成了崭新的沙石路。
这是八千多农民专门赶修出来的。
次日外国友人们要去熊桥洼地考察，爬坡所用的竹手杖也都是农民们专门制作的。
离开平塘县，到达普定县，现场依旧有许多农民载歌载舞地在夹道欢迎他们。
同样的赶修路面、同样热情的表演、同样崭新的竹手杖、代表着贵州人民的同一个希望——把国际项目争取到中国来，争取到贵州这个地方来。
但是就算选址不在贵州，农民们也不介意。
不管是表演，还是修路，他们都是自愿付出的。每一个县的农民，都知道项目不一定会在自家落地，甚至不一定会在中国落地，但他们还是在无路的地方开出了一条新路。
南仁东知道农民们的贫穷，所以在得知这些后曾和当地政府说：“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
然而，他的劝阻并没有被农民们听进去。
在农民们看来，多修一条路，就多了一条可能通向成功的路。
他们与南仁东等科研人员一样，站在了同一艘船上，征途是星辰大海。
文
千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