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樂成先生傳略
高明士
1.民25於南京
傅樂成先生字秀實，年(民11)6月29日出生於山東聊城，卒於年(民73)2月29日，享年63歲。這個年齡，還不到退休，實是英年早逝。傅先生的教學研究成就，主要是在年到台灣以後。三十幾年來的教書生涯，桃李滿天下，弟子們遂稱傅先生為「臺灣秦漢隋唐帝國的祖師」。
年(民19)，時年9歲，傅先生隨家遷至濟南。小學時期，曾至美術學校學習炭畫，專畫人像。年(民23)，遷居北平，就讀輔仁大學附中。關於他在北京時期的故事，可以從傅先生〈夢裏的典型〉一文中窺知一二。此時的傅先生已是第二次來到北平，與伯父傅斯年先生住在一起約有二年的時光，受到伯父與伯母俞大綵女士的教誨甚多。由於當時深受祖母的疼愛，因而養成些許驕縱之氣，以《世說新語》中的人物自比，頗認同張翰的為人。張翰說：「人生貴適志」、「士當令身名俱泰」等語，甚得其心。傅先生更以莊子「材與不材之間」看法出發，而以辛棄疾的詞句：「味無味處求吾樂，才不才間過此生」一聯作為座右銘。這種疏懶放浪的人生觀，加上率真與適性的情懷，成為他少年時期的最佳寫照。難怪傅斯年先生對他有這樣的評語：「樂成人品不壞，亦非莽伯；惟不勤不敏，恐將來吃虧。」傅先生後來還是以「不勤不敏」，作為他畢生最佳的考語呢！
民27.2於長沙聖經學校
傅先生的興趣本來非常廣泛，喜歡畫山水、荷花、人像，尤其擅長畫蝦與人像，最崇拜畫家徐悲鴻、齊白石。傅先生也閱讀過不少新舊小說與文學作品，原本立志要成為一個文學家，然而教本國史的陳致平先生告訴他：「文學家不能不懂歷史，你的歷史只有六十分，怎能做文學家呢？」因而引發傅先生對歷史的興趣，當時最喜歡讀的書是蕭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
年(民25)，傅先生15歲，遷住南京，仍就讀初中。由於語言和習慣的差異，生活適應不良，以致滋生不少事端，結果沒得到正式的初中畢業證書。抗戰爆發，政府在南方各地，遍設國立中學。年(民27)，傅先生在風景絕佳的國立第三中學（貴州銅仁）復學。當時受教於博學能文的國文老師──金桂蓀先生。金先生於品性、學識、文章等方面，對傅先生均有莫大的影響。金先生兼具游俠熱誠與隱士恬淡曠達性格，極受傅先生的景仰。金先生曾以一聯自況：「平生愛讀游俠傳，抱膝聊為梁父吟。」金先生特別介紹傅先生讀《昭明文選》、《資治通鑑》二書，使其獲益不少。難怪筆者在當學生以及助教期間，傅先生常勸我讀《昭明文選》。年我自日本歸國任教時，傅先生還贈送我一部由李宗侗、夏德儀等校註的《資治通鑑今註》（全十五冊），使我非常感激。當時不知其故，稍後恍然大悟，原來傅先生是以親身體驗來期待他的學生。只是自愧魯鈍，迄今仍沒有精讀完這兩部書，更遑論要有先生那樣深厚的國學根基了。
民27.10.30於貴陽
另一位對傅先生影響甚深的長者，是周慶光（邦道）先生。周先生是三中校長，其道德學問為一時之冠，辦事精勤，愛護學生如子弟。傅先生深受感動，乖戾的個性因而收斂不少。高中時候的傅先生，仍然喜歡文學，繼林語堂之後，又崇拜起周氏兄弟。傅先生的文章，多少受到魯迅的影響，但傅先生對魯訊的見解與作風卻不甚苟同。例如魯迅曾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對「以孔子信徒自命」的傅先生而言，當然無法接受。傅先生原本以為崇尚自然主義、充滿樂天思想的周作人，與其志趣相近，因而非常欣賞他的文章。可惜周作人在抗戰期間當起了漢奸，傅先生甚為卑視，從此不再讀他的文章。由此可窺知傅先生疾惡如仇與率真性情之一二。對傅先生而言，三中的三年，是他平生讀書最愉快，獲益最多的一段時光。周校長和金先生，都是他畢生景慕、永難忘懷的恩師。
4.民28.6.18三中文筆編委民
年(民29)，傅先生19歲，畢業於國立第三中學高中部，並以第一志願考取西南大學歷史系。當時的西南聯大是北方三個著名的大學：北大、清華、南開的混合體，堪稱名師如林。傅先生因在三中時讀了些舊籍，對歷史已稍感興趣，尤其是震於傅斯年、陳寅恪、顧頡剛諸先生的高名，頓興「步武前修」的雄心，便填西南聯大歷史系作為第一志願。雖然傅斯年先生曾告訴他說：「治史須通曉多種文字，飽讀古今書籍，非易事也。」但傅先生仍按志願而考，其嚴謹而漫長治史生涯便由此展開。傅先生在〈我怎樣學起歷史來〉一文說：「就因為這一時的衝動，注定了我其後數十年的命運，使我深知學史之難，也飽嘗治史之苦。」
傅先生於年(民34)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昆明），時年24。翌年(年)，在國立中央圖書館擔任幹事一職。年(民36)，任教於私立弘光中學(南京)。年(民37)，於國立河南大學擔任助教。此時之國共內戰，江南漸危，傅先生無心讀書，每晚只是與同事大唱京戲以消遣愁懷，京戲的基礎，就是這個時候奠下來的。
5.民32於雲南昆明
6.民35夏於南京
年(民38)，傅先生28歲，追隨伯父傅斯年先生自上海乘船來到台灣，並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擔任助教。剛來到台灣（民38）的傅先生，感到年齡不小，頗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慨，因此決心努力讀幾年書。初習秦漢史，常受傅斯年先生的指導，並與之討論，對歷史才算「真正」有點興趣。傅斯年先生對傅先生的期許甚高，傅先生先前所寫的幾篇文章，在傅斯年先生看來均嫌空泛。直到年(民39)末，傅先生寫〈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一文，才獲得傅斯年先生的讚許。然而不久之後，即12月20日，傅斯年先生因腦溢血，遽逝於台灣省議會，此文後來刊登於《台灣大學傅故校長斯年論文集》中，令人不勝感慨。
7.民35於南京
關於傅先生的治史生涯，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學習歷史過程中也有惘然的一面。「所謂的惘然，包括幾分茫然和幾分慚愧，老實說，同時也有幾分悔意。」（見《時代的追憶》，頁）。傅先生學習歷史的初期，由秦漢史著手，傅校長也在旁不斷鼓勵他。其後再拓展至隋唐史研究領域，乃至近代化問題。
年(民45)，傅先生才由助教晉升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講師，其擔任助教工作竟長達七年。通常以為具有「傅校長之侄」的身分來到臺灣大學服務，可有一番作為，事實上不然，傅先生在臺灣大學只得了個「傅大少爺」的名號。傅先生個性倔強，不平則鳴，導致升遷不順利。雖然可以有較充足的時間研讀史學，但在這段時間，他的心情是抑鬱而沉重的。
年代，傅先生的學術研究，是先由政治與外族問題入手，同時兼作通論史著述，以增廣視野。例如年(民40)發表〈孫吳與山越之開發〉，年(民41)發表〈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以及〈荊州與六朝政局〉諸文。年(民42)以後，他的興趣轉向隋唐史，作品也以年代居多。這個時候受到姚從吾先生的影響，喜歡討論外族問題，其後才漸漸移轉到政治和文化的問題。姚先生是他在西南聯大的老師，年(民37)夏天，他在河南大學擔任助教，當時河南大學的校長便是姚先生。他到台大擔任助教，姚先生也執教於歷史系，二人有一段極深的情誼。就在傅校長和姚先生的影響下，開始漫長的研史生涯。年(民42)，傅先生發表三篇文章，其中二篇是關於外族的問題。此即年(民42)2月發表〈杜甫的死〉，12月發表〈突厥的文化和他對鄰國的關係〉、〈回紇馬與朔方兵〉。傅先生為文辯白杜甫的死，當與其喜好古文、杜詩有密切的關聯。在此文中，他對一般所謂杜甫是因「脹飫而死」，或在耒陽被江水溺水而死的說法，抱持懷疑的態度。最後根據杜甫的病歷，從醫理及史實推斷，認為杜甫應死於腦溢血。由此可見他執筆為文的嚴謹以及對史料批判的態度。年(民43)6月，又寫了一篇〈杜甫與政治〉一文。從杜甫的風範、形象中，依稀可見傅先生的性格。因為杜甫恃才負氣，疏率放蕩，好放言高論而不檢細行，以此率真任性之情從政，是非常危險的。傅先生也正是如此的一位性情中人。傅先生盛讚杜甫的愛國情操，而他自己正是如此。後來，他論唐人的風格，所推許的也是這類型的人物。研究歷史者常會找與自己相似的人物來做研究，傅先生推許杜甫可說是一個例子。在〈杜甫與政治〉一文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有時在某一種政治的環境中，熱愛國家反足以促成其人在政治上的失敗。」（見《漢唐史論集》，頁）這是傅先生為杜甫鳴不平，也是自傷之語。
演講.孔學往何處走
年(民47)7月，傅先生發表〈玄武門事變之醞釀〉一文。此時師大的李樹桐教授也正發表多篇有關玄武門事變的文章，一時有關玄武門事變成為隋唐史學界討論的焦點。其年發表的，尚有〈唐代的中央官學〉一文。年(民48)4月，發表〈突厥大事繫年〉一文。另外，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下完成〈近代西洋名詞流傳中國考〉一文。後者無發表，去世後才收錄於《中國史論集》。又，這一年度，傅先生晉升為國立台灣大學副教授。
概說書方面，年(民43)撰寫〈中國歷史地理──三國篇〉、〈中國歷史地理──南北朝篇〉等概觀文章；年(民46)2月，出版《隋唐五代史》；年(民49)，出版《中國通史》上下兩巨冊。這部《中國通史》，是大學用書，文筆簡練，材料新穎，條理清晰，約有六十萬言，正是傅先生治史深遂精鍊的表現。刊行後，大受歡迎，暢銷國內外，例如韓籍弟子辛勝夏教授（已故）即將該書譯成韓文版發行。迄今仍是各大專院校最受歡迎的中國通史教材之一，甚至連中等學校教師講授歷史時，猶以此書作為最佳的補充教材。
年代以後，傅先生偏向政治史的研究。例如年(民51)10月，發表〈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一文；年(民52)九月，發表〈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一文。這兩篇文章，對唐史研究貢獻甚大，釐清了唐朝前後期若干轉變的問題。年(民55)，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下完成〈陳寅恪岑仲勉對唐代政治不同見解之比較研究〉一文，但無發表，去世後收錄於《中國史論集》。年(民54)，還探討一些外族問題。在處理歷史上的外族問題時，傅先生受到姚從吾先生的影響，是從平等的角度來探討中外關係。因為外族也有它的獨立文化，這是一項重要的提示。傅先生雖強調中國對外的武功，但絕非只著重於軍事上、武力上的強盛，尚有政治、外交策略的運用，也要一併思考。傅先生說：「中國的文化始終未能穿越蒙古大沙漠而發生作用。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有盛衰興亡，也有分裂和統一。同時中國與他們雙方的盛衰起伏，也常是互為因果的，一方之衰，常是另一方強盛。」（〈突厥的文化和他對鄰國的關係〉）這樣的說法，顯然受到陳寅恪先生的影響。
除了政治史的研究以外，傅先生也計畫為其伯父傅斯年先生撰寫傳記。當時因為胡適之先生、董彥堂先生相繼去世，其餘的前輩學者也大都衰病纏身，因而產生這個想法。同時也因為傅斯年先生生前對傅先生教誨提掖甚多，欲藉此傳記以示不忘先人的德業，以及鼓勵與啟發青年人。所以在年代，傅先生陸續撰寫了許多有關傅斯年先生的文章，例如：〈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詩人的短箋──徐志摩給傅孟真的一封信〉()、《傅孟真先生年譜》()、〈傅孟真先生與友人論學書──紀念先生七十誕辰〉()等。年(民56)3月24日，傅先生在《大華晚報》發表〈我撰寫傅斯年傳的構想〉一文，說預計四、五年間可完成傅斯年先生傳。沒想到此後傅先生的身體狀況每下愈況，以致無法實現此願望。
年(民53)，傅先生晉升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時年43歲。年(民54)12月發表〈沙陀之漢化〉一文。我在年(民65)自日本留學回國時，曾問他最滿意的作品是什麼？他告訴我說，就是〈沙陀之漢化〉一文，但他並未進一步說明原因。我個人認為他強調沙陀的漢化有兩個主題：第一，外族即使在中國建立王朝，其政權終歸於漢人之手；第二，中國文化同化力量之偉大。郭威能以一漢卒獲得政權，主要在於沙陀人之漢化，此亦見中國文化之偉大。傅先生對中國文化之推崇與熱愛，和其愛國心是一致的。而在他紀念傅斯年校長的系列文章中，也一再流露出忠貞愛國的情懷。稍晚他在所寫的〈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以及一些文化問題的探討文章中，便一再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批評盲目崇洋的惡風。他不否認唐人功利主義的一面，但盛讚唐人偉大之處，在於進取、坦率。進取者，常不顧節操，坦率者常不知謙讓；坦率再加進取，言論思想自由開放，容易吸收人才，使國家的政治上軌道，創立偉大的功業。他說唐人有三項獨特精神：(1)勇敢進取的尚武精神。(2)胸懷開闊的博大精神。(3)坦率真誠的自由精神。假使一國國民，體弱氣萎、心胸狹隘，而言論思想閉塞固陋，凡事但知採取本位主義，這個國家就談不上什麼武功，也謀不到什麼文治。當然唐人也有缺點，這就是殘忍好殺、輕視倫理、功利主義。整體說來，安史之亂以前，唐朝是華夏一家；安史之亂以後，唐人的夷夏觀念已經逐漸嚴格，進而產生中國本位主義的觀念。令人注意的是，唐人並未因為吸收外來文化而迷失自己。這是我們面對西洋強勢文化時，應該記取的歷史殷鑑。
年代末期，傅先生的學術研究，偏向文化問題與中國近代化問題的探討。如年(民58)發表〈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年(民61)發表〈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國立編譯館館刊》1卷4期，收錄於《漢唐史論集》）。後者成為名著，學界經常引述。中國近代化問題方面，傅先生是由經濟問題的研究人手，年(民59)9月發表〈清末的金本位計畫〉，年(民60)3月發表〈近代中國經濟型態的演進〉等。
年代以後，傅先生的健康狀態已經不甚良好，仍然著述甚豐。除上述諸文而外，尚發表如下諸文：年(民61)有〈近代中國交通的發展〉，年(民63)發表〈唐人的生活〉、〈天寶雜事〉，年(民65)有二篇漢代的研究：〈漢法與漢儒〉、〈漢代的山東與山西〉，年(民68)有〈論漢唐人物〉等。
年(民69)1月發表的〈李唐皇室與道教〉一文，應該是他最後一篇學術論文。發表的時候（年元月），正是他第二次中風。其實他在第一次中風（年冬）後，已經手持拐杖，仍然治學不輟，值得我們學習。
傅先生也撰寫過幾篇感人的悼念或追憶故人的文章，例如年(民58)11月有〈悼念殷海光兄〉，年(民63)12月有〈追念玄伯先生〉，年(民66)有〈夢裏的典型──回憶先伯傅孟真先生生活的幾個片斷〉、〈悼念俞大綱先生〉，以及〈年的幻變〉（按，傅先生告訴筆者，此文題目中國時報誤植為〈年的變幻〉），年(民67)4月有〈周慶光校長六十壽序〉與〈金桂蓀先生的詩〉等。
一身傲骨的傅先生，表面看來似是一位直來直往而且個性倔強的山東漢子；實際上，從他的雜憶師友文章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有豐沛情感的一面，尤其是關於李玄伯（宗侗）先生的「故宮案」。傅先生感念玄伯先生風義之高，待其之厚，乃將辨冤白謗視為不能旁貸的責任，因而挺身據理說明案由，這樣的勇氣令人折服。傅先生說：「當我看見先生家境的清寒和他待人的謙恭，我是無論如何都不相信他能做出那樣的事。同時我感到是非不明，使一位君子含恨而歿，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在〈悼念殷海光先生〉一文中，引用李白七言古詩《行路難》，曰：「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兩茫茫…。」本是殷海光先生生前所愛讀的詩，但傅先生晚年臥病時也愛誦讀此詩，而且每吟詩至此，他的情緒便十分激動，甚至淚流滿面，我想這也他對坎坷人生的嘆息與無奈的感傷吧！
傅先生生前所棲身的宿舍，真可說是「第一流的學者，住第三流的宿舍」。一間約七坪大、低矮昏暗的日式建築，在夏季，蚊蟲侵擾不已；及至冬季，更是寒風刺骨，教人難受。如此的不良的居住品質，加上缺乏親人照顧，身體自然多恙。
當他第一次得病（年）時，兩腳浮腫，一直腫到腹部，但遲遲不肯就醫，最後是好幾個人硬將他送到臺大醫院，當時已經非常嚴重了。雖然這場病後來醫好了，但是別的病痛卻也不斷出現。傅先生於病榻中，並未忘懷他最鍾愛的古詩，他曾說：「唐詩，至少可以背一千多首。」病榻上的傅先生，於是藉著玩味唐詩來排遣胸中的抑鬱與黯然。他常低吟「不敢望到南京城，但願生入吳淞口。」此後傅先生的身體每下愈況，年得了心臟擴大症。年，傅先生在〈悼念俞大綱先生〉的文章中，說到自己「纏綿數載，當痛苦與憂愁交織之時，真是『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有幾次深夜就寢，曾默願從此長眠。」數年沉痾，折磨著他的身心。這個時候，接二連三的中風（年冬第一次中風，年元旦再度中風，年3月三度中風），使他不斷與病魔交纏，精神氣力已經消耗殆盡。其實傅先生此時正值盛年，突染重疾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常不喜別人扶持，甚至還硬撐著不適的身子去授課。他六十壽慶時，還神采奕奕地向學生揮手示意，仍有老將出征的雄心。最後還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棄絕書室。
傅先生個性坦率，無所保留。他不敢瞧不起窮人，對於來訪的客人，從不下逐客令，常晤談至深夜。、年代，是他最用功的時候，常常深夜待在以前文學院的南洋史研究室（後來改為文學院第二十四教室，現在是歷史系辦公室及會議室），坐擁書城，埋首苦讀，甚至徹夜不歸。他習慣過夜生活，陰陽顛倒，整棟宿舍裡，他常是最晚歸的一位。這樣的習性，其實傷害他的身體很大。
傅先生名氣雖然很大，但絕無架式，出手大方，有世家大少的闊氣。對待學生特別親切，被他濟助過的學生不在少數。他在校外兼課的薪水常交給學生，或聽任學生安排、花用。與學生吃飯，必先搶著付帳。對於家境不好的學生，一定主動幫忙，曾經將錢夾在書本裏幫助學生。年(民68)初，一群年輕的史學工作者，籌備發行《史學評論》雜誌，大家決定由筆者商請先生出任社長，先生毫不遲疑地答應。其照顧學子，大致若此。即連在病榻上，仍喃喃地說：「我什麼都不想了，我想我的學生。」傅先生如此呵護疼愛自己的學生，所以深受學生們的敬愛。
我們弟子稱他為「台灣秦漢隋唐帝國的祖師」是有原因的。這是由於他精力最旺盛的時候，除在台大授課外，還在師大、成大、中興、輔仁、淡江、文化等校兼課，講授秦漢或隋唐歷史，今日從事秦漢隋唐史研究者，大多出自傅門。
傅先生疾惡如仇，言史，必辨忠奸；言事，必分是非，因此得罪不少人。例如語及開元，必以奸相李林甫連稱；語及栽贓誣告，則深痛惡絕。其所欲拳拳服膺者，厥惟真理。此是先生敢冒天下之不韙，挺身為李玄伯先生之「故宮案」辯解、為殷海光先生追悼的緣由。先生的生活雖浪漫，卻是典型的經師、人師；其於從政、經商，雖素無興趣，卻熱愛國家與文化。傅先生曾說：「我的個性生硬，不擅趨附，一向認為吃虧是份內之事。但我看不起鄉愿和偽君子，對某些貪財弄權的『今之原壤』，尤其不敢領教。因此為人所忌，遭受圍攻。……使我蹭蹬連年，了無生趣。」這樣的個性，如同林瑞翰先生追憶說：「如果要說他有短處，那就是為人狷介了一點。當然，狷介也不能算短處，從好的地方說，這樣的一個人就是耿直、不苟合；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個性狷介的人也就容易得罪人，在某些方面也就不大能容忍。」（〈談傅先生二三事〉，《史系報導》第29期）這是最簡明的評價。
總之，處於亂世，趨炎附勢者多，剛正不阿者少，做一個經師、人師更不容易，傅先生就是這種少數值得景仰與學習的經師、人師。
出处：《中国唐代學會會刊》年第14期。
我们致力于学术传播！
赞赏
人赞赏
白殿风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