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巷是如今贵阳的美食一角，市民在不经意间会发现巷内有一处文物保护单位——《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贵阳党史办的党史研究员说，慈善巷从来就是一个制造“美食”的地方——数十年前，这里供应的是精神食粮，催促着贵阳人解放思想，争取进步。
▲年至年，贵州地下党输送上百位进步人士和党员出省图为党员在贵阳坐汽车出发
A《新华日报》入筑成书店主打刊物▲《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
慈善巷8号的《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遗址，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因年久失修，大门紧锁，暂时不能参观。从遗址侧面的小楼上向下望去，其中两层高的全木质楼房，依旧保持着当初的风貌：一楼高约3米，当年被用作办公室，接待订户；二楼则为工作人员的寝室，楼外木栅栏上，依稀还留有斑驳的红漆……
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于武汉，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新华日报》是一张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主要反映党的政策主张，及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一切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意见和主张。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开始在国统区公开发售。
当时，作为大后方的贵阳，涌入了大量躲避战火的外乡人，但无论是外乡人还是本地人，他们都不忘国耻，想最快了解到前方的战事与新近的思想。这样的背景下，年4月1日，《新华日报》在贵阳公开发售。
今天的贵阳大十字麦当劳餐厅附近，是解放前的生活书店，《新华日报》作为书店的主打刊物之一，很快便吸引不少进步人士订阅。半年过去，《新华日报》订阅量便达到了多份。
当时，一位二十七八岁、着西装短裤、身背一个帆布挎包的年轻男子，每日在贵阳城中穿梭，替生活书店送报，人们都称他“小吴”。
原贵阳市委党史办副主任，62岁的叶江平女士，曾与这位“小吴”有过数面之缘，他就是《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创办人——中共地下党员吴同尘。
吴同尘原是贵阳毅成中学图书室管理员，在学校中秘密入党。《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售以后，他写信至重庆报馆，说明建分销处的想法。很快，重庆方面寄来一颗椭圆形的橡皮图章，上刻“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贵州省工委也对设立分销处极为支持。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章
年，吴同尘边送报，边找合适的地点建立《新华日报》分销处。这年冬天，他看到慈善巷8号的民宅空着，这里是城中心，离邮局也近。随后，吴同尘租下民房，就地捡了块木板锯成箭头形状，上书“《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挂在今日中华中路的慈善巷口。
B余订户资料牢记于心并保密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加之遭遇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把政策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引发第一次反共高潮。
《新华日报》是国民党中宣部的“备案”报纸，公开合法，但是为了避免特务分子对订阅《新华日报》的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吴同尘只能将每一位订户的地址记在心里。这年，《新华日报》在贵阳的总发行量已达到份，省工委为了支持吴同尘的工作，指派了两名党员郎德服、陶祖铭到分销处工作，为了让两人尽快将订户资料记住，吴同尘每天晚上都要口述人员信息，让他们铭记于心。
分销处成立之初，一位家住三块田（今合群路附近）的贫民，曾在分销处帮忙过一段时间，他叫邱则平。邱的后人回忆，父亲晚年时曾说起送报的经历：每日早晨，吴同尘在铜像台附近等他，他们拎着大部分报纸去各院落和巷子中送报，吴从来不让他与订户对接，只需要邱则平分担一些体力活。
除了订户要保密，报纸运输也在当时成为一项秘密工作。
年，贵阳、重庆两地国民党常常对《新华日报》在贵阳的发行进行阻扰和破坏。
一天，吴同尘叫上郎德服一同去取报，吴同尘未到邮局，而是来到了现在八中附近的贵阳客车站。在车站行李房中，一个戴眼镜、浙江口音的小个子同老吴打招呼，老吴悄悄将郎德服介绍给那人：“以后的报纸，都由他来取。”
叶江平回忆，上世纪80年代，时隔40年后，郎德服与吴同尘于贵阳重聚时，郎这才知道，当年的“老吴”名叫胡钦曾，是贵州公路运输支部负责人，为了保护《新华日报》顺利到贵阳，在重庆海棠溪车站工作的地下党员陆自诚、陈丽淦等，会将报纸托运在筑渝之间定期班车的后备厢中，避开了国民党检查站的检查，在贵阳由胡钦曾接收。
郎德服在回忆录中写道，胡钦曾是自己心中《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第四位工作人员。
C《新华日报》传入国民党监狱《新华日报》在贵阳发行后，不少进步青年争相阅读，对其中一部分人的影响深远，直接促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叶江平说，在吴同尘的记忆中，《新华日报》在贵阳发行的时间里，有三名读者很特殊，其中一人是被捕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
年，黄大陆受延安指派，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贵州，对贵阳地区的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同年12月，“贵州学联”下乡进行进步抗日救国宣传，国民党贵州当局惊恐万分。年2月，因学联事件，黄大陆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托派、汉奸”的罪名逮捕，关押于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内的监牢中（今省府路上）。
▲关押李、黄的保安处
在保安司令部监狱中，有一名具有进步思想的看守，他与黄大陆结识后，得知黄大陆是共产党员，想找一些进步书刊学习。当年，《新华日报》在贵阳公开发行后反响很大，看守将这个情况告诉黄大陆，黄请求他暗中帮忙找些报纸。后来，看守找到了分销处，隔三差五都会在夜晚与吴同尘接头，将报纸秘密送到狱中。
那段时间，黄大陆在狱中，通过《新华日报》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狱中的同志共同学习，由于被关在地牢长达3年，潮湿的牢房使得黄大陆双腿瘫痪。年1月，黄大陆被秘密杀害。
《新华日报》的另外两位特殊的读者，一位是在贵阳的《中央日报》评论员滕砥平，一位是“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资料室”。吴同尘回忆，滕砥平看上去“彬彬有礼”，一副“学者”派头，他订报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言论，可以找到“破绽”，在《中央日报》展开“论战”。
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资料室主要是为了收集资料，工作人员的脸嘴也不好看。可有一次送报，郎德服感到很奇怪，他刚走进资料室大门，突然眼前被强光晃了一下，原来是有人给他拍照片，闪光灯发出的白光。郎德服连忙问怎么回事，对方笑呵呵地说试试相机。
后来，郎德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吴同尘，吴同尘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将会被特务跟踪。
D销售员打游击甩掉特务跟踪上世纪80年代，《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三名同志应贵阳市委党史办邀请重聚贵阳。三人重新回到慈善巷，吴同尘走在最前面，其他两名老同志随后进入，缓缓推开8号院的大门，除房子格局未变，当年的物品都没留下来。但他们仍在院落中伫立良久，思绪万千。
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特务们对《新华日报》分销处也加强了监控，企图通过订户信息，挖出隐蔽的地下党员。然后扣上“汉奸”的帽子，对共产党进行打击。
年底，郎德服身后总有人盯着，不近不远，50多米的距离，或在聊天，或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新华日报》的忠实读者、进步教师王启澍看出了端倪，他将自己的自行车送给分销处，让郎德服更容易甩掉“尾巴”。
郎德服自小在贵阳长大，熟悉每条大街小巷。骑上自行车后，他更加频繁地变换送报路线，选可通自行车的小路穿梭于贵阳各地，将特务弄得晕头转向。
年初，《新华日报》在贵阳发行量已达份，这在当时的贵阳已经算很高的发行量了。但特务并没有罢休，他们将郎德服抓去做壮丁，为了营救郎德服，吴同尘根据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兵役法》中关于“独生子”不能应征的规定，每日找到当局要求放人。最终，反动当局理屈，于一个月后释放郎德服，但吴同尘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危险。
年底，“皖南事变”爆发，白色恐怖笼罩贵阳城，国民党当局开始秘密或公开抓捕贵阳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省工委为了保存力量，要求分销处立即结束工作，党员在最短时间内隐蔽起来。
年1月，分销处三名同志隐蔽后，当月21日，贵阳八路军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7名工作人员被捕。后来，国民党特务又到过《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但三名同志已被转移出贵阳，慈善巷8号大门就这样一直紧锁了75年。
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认识历史、记住历史已成为人们新的精神需求，政府部门也更重视文物遗址的保护。去年，相关部门已计划投资万元，对《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进行修缮保护，之后，有望向市民免费开放参观。
★解密：周恩来父亲曾住民生路研究员表示，抗战前期，除《新华日报》分销处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也是我党在国统区内公开设立的一个重要机构。
为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联系我国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的联系，年12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决定，指派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贵州桐梓人袁超俊率人来到贵阳，在六座碑（今民生路35号）设立八路军交通站。
现在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遗址，淹没在民生路喧闹的集市之中。老一辈居民口口相传：交通站内的一间小屋，周恩来曾住过。对此，贵阳市委党史办资深研究员王毅力介绍，抗战期间，周恩来并未到过贵阳，但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确实在贵阳住过。王毅力说，周懋臣曾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交通站内住过一段时间。
年2月，贵阳遭到日军轰炸后，袁超俊在威清门外寻得一栋房屋，将此建成城外接待站。共产党在香港购买的汽油、机油，宋庆龄在国外募捐的物资，海外华侨捐助的车辆头天晚上运到接待站，第二天就要转运至重庆、延安等地。
年底，贵阳的政治氛围逐渐紧张。年底，袁超俊将六座碑处租住的房屋退掉，留在站内的只剩10多个成员；年初，贵阳数十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捕；年1月21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查封……
本报记者田坚廖思雨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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