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22日，刚解放七天的贵阳，军管会接管正中书局，代管世界书局和文通书局，着手筹备新华书店贵州分店。
一个月后的12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派出宁起枷、周萍、韩开等到贵州新华书店工作，他们在途经武汉的时候，向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选出多本样书，带到贵阳市河西路的新华书店筹备处举办了首次书展，在贵阳引起轰动。
新华书店在贵州文化兴邦，由此拉开帷幕……
50年代——金字招牌讲述人：肖义林，87岁，年10月进入贵阳市新华书店工作
年1月15日，新华书店贵州分店成立，在省府路光裕大楼办公。
解放前，贵阳城里只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10来家书店，规模都很小，店面不过20来个平方米，一个书店就三、四名店员及门市部主任。
年，新华书店的办公大楼在大十字竣工。在百货大楼修好之前，它是大十字的地标性建筑。“新华书店”，这四个字用金箔贴上去，熠熠生辉。知道的人都说：这是一块货真价实的金字招牌。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肖义林
87岁的肖义林
★工作：从卖袜子到卖书
年9月初的一天，位于正新街的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出售梅益翻译的苏联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上9点，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买这本书的人络绎不绝，这在当时的贵阳很罕见。解放初期的贵阳，平时喜欢买书的人很少。出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我所在的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留了一名门市部的主任在店里售书，我和其他两名店员站在店门口维持秩序。
这个热闹的购书场面，缘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苏联文学在国内普遍受到欢迎。来我们书店买书的顾客，大多是一些中学、大学的年轻人。我和他们年纪相仿，前后差不了几岁，所以我和这些常常来买书的年轻人也成了朋友。
我到书店工作，要从年说起。当时我中学毕业，在贵阳找了一家百货店当营业员。说是百货店，其实没几样货物，最多的是卖袜子。干了一年，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招人，我觉得去那里干的活路是和文化人打交道，比当百货店的营业员有意思。年，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对外也叫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在正新街上，一道双开门的店铺，门头也就三米左右的宽度，站上四、五个人，就要把店面全部堵死。书店的营业面积只有20来个平方米，屋内的光线不好，即使在白天，也要开着一盏白炽灯照明。店铺两边的墙上，分别从上到下依次挂着四块小黑板，门市部主任认真地用行楷，写着书店里出售书籍的书名。
年新华书店贵州分店的印章
这时我听说，解放前夕，中华书局在贵阳的员工都去湖南了，年他们回到贵阳，到新华书店工作。
解放初期，在贵阳出版的图书品种不多，我们卖的主要是儿童读物和文艺小说。出售书的数量少，买书的人也少，一个书店大多是一位收款员、两位售货员和门市部主任组成。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与新华书店之间，互相派出员工到对方单位工作，我就进入了新华书店。一直到年公司合营，贵阳市新华书店的员工大多由新华书店、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中华书局贵阳分局的人员组成。
★★昵称：大十字新华书店
年夏天，一幢灰红色的、坐西朝东的苏式建筑在大十字竣工，这是贵州省新华书店的办公大楼，陪伴了贵阳人半个多世纪。在百货大楼修好之前，它是大十字的地标性建筑。这幢大楼高4层，站在顶楼可以看到贵阳城的全貌。那时的贵阳，全是低矮的青瓦顶板壁房，我们站在4楼，东山、南明河这些贵阳的地标景点一览无余。大十字新华书店，在当时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也是贵阳人钟爱它的昵称。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贵州省新华书店大楼
新华书店营业前，我看见几个工人在它高5米的门头上贴金。工人们用事先打好的非常薄的金箔，轻手轻脚地贴在“新华书店”的每一个字上。清晨，东升的太阳照在这四个字上，熠熠生辉。
大十字新华书店最吸引人的是一楼营业大厅，不仅因为它的层高有7米高，而是它的水泥地。每天，书店的员工们用拖把把它拖得像一面镜子，光可鉴人。在这个营业面积达平方米地方，有些调皮的娃娃一进来，身子略躬，双手侧身打平，右脚向前一垮，做出滑冰的姿势，玩得高兴。当时，很多老百姓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建筑，感叹道：“解放前我们哪有资格享受这种房子，现在好了，可以在这里几进几出。”
新华书店的二楼是会议室、三楼是图书室、四楼是职工宿舍，住着新华书店的部分职工。当时，贵阳市新华书店的经理毛邦林和妻子就住在四楼，他们是天津人。毛邦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于支援贵阳建设新华书店的需要，新华书店总部把他们夫妇从天津调过来，担任新华书店的经理，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中华书局贵阳分局的负责人，分别担任贵阳市新华书店的副经理。
年9月初的一天，出售梅益翻译的苏联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买书的人络绎不绝
四层楼的新华书店，都是木板地，穿着皮鞋走在上面，“咚咚”地发出响声。我们都穿布鞋上班，就是避免“咚咚”都声音影响购书人的心情。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百废俱兴，来新华书店看书、买书的人，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我们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
在新华书店上班，外人羡慕，除了贴有文化的标签，收入也不错。我一个月的工资有38块钱，拿出一半给母亲贴补家用，剩下的钱也足以让我体面的生活。单位旁边有一家棉布商店，里面最好的产自上海的“星光”牌纯棉虎绸衬衣，6块钱一件，我都买来穿。每天穿得体体面面，出入贵阳最高的大楼工作，亲戚朋友都说：“有文化就是‘俏式’（好）。”
★★★保密：“点对点”地送书
上世纪50年代初，贵阳市新华书店成立外文书门市部，地点就是现在中华南路晨光商场的位置。这个书店，主要是通过新华书店北京和上海的发行所，为支援贵阳建设的苏联专家，以及贵阳的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提供苏联和欧美国家的书籍。当时购买这些国外的书籍，需要国家动用外汇。年，位于科学路的中苏友好协会，办了俄语夜校，我马上报名，参加为期两年、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因为从这年起，我就在外文书门市部为文教系统的专家们提供服务，他们涉及的书籍以苏联的居多。
年，上班路上的新华书店员工
解放初期，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需要学习和借鉴苏联及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北京发行所就用苏联和欧美国家出版的科学、文化类的图书进行影印，然后把俄文、英文的书目寄给我们。我就骑着单车到贵阳的各所大学、文化科研部门，以及一些单位的图书馆，把书籍目录交给他们，如果相关人员需要目录上的书，就勾出来给我，由我联系发货。这部分图书没有版权，不能公开发行，只能以“内部征订”的名义，向贵阳的相关人员进行订阅。订阅的书到贵阳后，继续由我“点对点”地提供服务，把书直接交到订阅者的手中，中途不能假手于人，更不能打听书的读者和用途。
我们这种“点对点”的服务，还有一定的保密性。年春天，我接到一个任务，领导要我把一本书交到某位学者的手上，还再三叮嘱我：书不离手，不能出半点差池。我用布袋装着这本书，一路走到甲秀楼，按地址找到这位学者，双手递交给他。这本书叫《金瓶梅》，是禁书，全省只有这一本，仅供那名学者作研究中国文学所用。
有时候，北京和上海的发行所直接购买苏联和欧美国家出版的图书，面向全国的外文书门市部征订。中苏关系友好的那几年，苏联卖给我们国家的图书，比卖给他们国内读者的还便宜一半。当时贵阳师院艺术系的一名教授，经常在外文书店买苏联出版的乐谱书籍，每次他都是买两本。半年以后，我实在忍不住，就问这名教授：“为什么每次都要买重复的乐谱？”教授笑了，说，一本乐谱是自己看，另外一本是要寄给苏联的朋友。教授进一步解释，当时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1个卢布相当于0.13元人民币，他把一本乐谱寄到苏联，那个朋友还要节省三个卢布。“这些苏联出版的书质量不错，都是道林纸印刷。”教授特别强调。
因为中苏友好的背景，在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下，贵阳的许多学生和俄语爱好者与苏联都有联系，平时互相通信，用俄语聊一些自己的学习、工作状况，提升自己对俄语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年的一天，邮递员把一封苏联来信放在我们门市部。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俄语学习，平常对全是俄文的书籍目录略懂一二，看不明白的地方，就查阅《俄华辞典》。拿着这封信，我照旧翻查《俄华辞典》，原来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们的，而是写给贵阳一中的一名女学生的。我来到贵阳一中，把信交给那名学生。我问邮递员为什么会投错信？他说，自己看不懂外文，反正我们这里是外文书门市部，这封信应该和我们相关。
肖义林当时学习俄语，不明白的地方就查阅《俄华辞典》
★★★★社交：于服务中交朋友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有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白皮肤的外国人来到书店，他们一开口就用俄语向我问好。简单的交谈之后，我了解到他们是来帮助贵阳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住在交际处的八鸽岩饭店，专门来这里买俄罗斯歌曲的唱片。这两个30多岁的苏联人看见门市部里有唱机，请我放唱片给他听。悠悠的苏联歌曲《三套车》，从那台上海产的唱机里放出来，他们听得手舞足蹈，操着俄语说一些思乡的话。
自从这两个苏联人来外文书门市部逛书店以后，他们也介绍其他一些苏联专家来这里选购唱片，我和他们也有了语言交流，口语得到提升。我在外文书门市部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能够交到一些苏联朋友，令不少学习俄语的朋友羡慕。
外文书门市部除了卖外文书籍，外文歌曲唱片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阅读、听力、唱歌，都是外语的重要学习手段。省音乐家协会在周末的时候，还免费组织我们去听外文歌曲，并对外文歌曲的内容和含义进行讲解。我们卖的外国唱片和外国唱机，都是新华书店的国际书店直接把外汇打到国外，进行货源组织。外文书门市部里，最贵的一台唱机，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价值元。这台相当于我们一年工资的唱机，在年秋天，被贵阳医学院的金大雄教授买走。
由于我负责“点对点”的送书服务，慢慢和经常需要订阅外文图书的金教授熟悉起来。当时，40多岁的金教授，对我们这些比他小20岁的年轻人没有一点架子，还关心我们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金教授喜欢欣赏外国音乐，他花上两年的积蓄，买了这台捷克斯洛伐克出产的唱机，让我亲自给他送货上门。我打开唱机，金教授看了一眼唱针，内行地说：“钢针，很好。”还向我介绍，普通的唱针用不了多久，就秃了。
和金大雄教授的交往中，我知道他的祖籍是天津，年原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时，来到贵阳任教授，还在美国留过学。金教授告诉我，他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寄生虫。见我不理解寄生虫的概念，金教授开了一个玩笑：“就是跳蚤、臭虫。”金教授曾任贵阳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图书馆馆长，还担任过卫生部全国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金教授的妻子也是贵阳医学院的一名教授，负责管理和培育做医学实验用的小白鼠、小兔子，经常让我去她家陪金教授听外国唱片。
60年代———套书难买大十字新华书店的旁边，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门头上也是毛泽东书写的“新华书店”。这是新华书店的少儿部，专门卖连环画。
连环画，这种20世纪初发源于上海的书籍，在当时是我国普及文学、历史、科技等知识的重要阅读方式，也是人们娱乐生活中的重要读物，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手捧一本连环画，看得如痴如醉的模样，屡见不鲜。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付家治
上世纪60年代，我在少儿柜工作，负责卖连环画。贵阳人管连环画叫“娃儿书”，在文化娱乐并不丰富的60年代，“娃儿书”是人们茶余饭后重要的消遣读物。
我们卖的连环画，品种繁多，每天都有几十种供读者挑选。不过，每一个内容的连环画，不会超过本，读者先来先买。因为全国各地的出版社，经常都会把他们要出版的连环画目录寄给我们，让我们根据目录上的书名进行征订。遇到好看的连环画，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们想多征订一些，但不可能，因为发行的连环画有限，全国各地需要征订的量很大，各家书店都按几百上千本的数目报征订数量，当地出版社没有这么多，只能砍征订数量，致使到我们这里的连环画很紧俏。
市场上稀少的连环画，催生出另外一个行业———租书。当时，有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家，在街道上摆一个书摊，出租连环画给别人看，普通的连环画租两分钱一本，精彩的连环画，譬如战争、名著类的连环画，就要租五分钱一本。要想出租连环画的生意好，租书的老板一定要买到最新出的书才行，于是，这些老板经常喊自己的子女在少儿部门口“撮来撮去”（闲逛），一旦发现有新来的连环画，马上掏钱买下，拿回家去出租。
《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有60本，《水浒传》的连环画有26本，这些“娃儿书”叫“套书”，从开始画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画完，创作的时间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大概花了4、5年的时间才出齐。不少读者在这几年中，一没事就到我们书店来问：“《三国》来没有？”“《水浒》来没有？”他们看到心中盼望已久的新书来了，欣喜若狂，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心情，持续几年都没有改变，这才叫执着。拥有一整套连环画的人家，自己可以在亲朋好友中炫耀，也是令别人羡慕的事。
上世纪60年代，贵阳的春、秋、冬三个季节，总是阴雨绵绵。我们少儿部一到中午和下午到下班时间，不宽的营业店堂，每天都聚集着从不同地方赶来的读者。仅管大家都是陌生人，只要谈起连环画，自然而然围成一个圈，说起自己的见解。尤其是一些看过《三国演义》或《水浒传》、《茶花女》原著的人，很快成为聊天中的焦点。这些人眉飞色舞，把出版社还没出版的某一集连环画的内容“剧透”出来，就像说书一样。
说到关键时候，这人会像茶馆的说书先生一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并作离开的模样。旁人挽留，这人就说“肚子闹革命”，要回家“填肚皮”。有些懂事的人，就去人行道边卖盐葵花的摊摊上，花上一、两分钱，撮来一个牛眼酒杯装的盐葵花。其实，这人卖关子，并非是贪图人家的小便宜，不过是用欲擒故纵的方法，赢来别人对他的崇拜而已。一磕起葵花，他又滔滔不绝：“上回说到……”
(未完，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