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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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的光芒
——晨光四十年文学创作座谈会纪实
郭静
年5月11日上午，铜仁学院召开晨光四十年文学创作座谈会。历届新老晨光社员深情追忆了在晨光文学社期间那些美好的文学时光，畅谈了文学和人生，并对晨光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会后，根据现场录音进行了文字整理。现把四十年文学创作座谈会纪实刊载出来，以飨读者。
孙向阳：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晨光文学40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都是纯粹的晨光会员。今天的座谈会分两个议程：一，各位新老社员畅谈晨光，畅谈文学，交流碰撞；二，十点钟将有一个客座教授受聘仪式。铜仁学院要聘请喻子涵和芦苇岸两位师兄作为母校的客座教授。侯校长到时要亲自来为两位师兄颁发客座教授的聘书。
今天的座谈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座谈会，就不按会议的形式了，大家发言就自由一点，可以谈晨光、谈文学，也可以谈母校、谈交情和友谊，不拘泥于形式。我们先请几位老晨光社员说一下，带个头吧。
安元奎：感谢大家，我就先来回忆下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那个经历吧。年的时候，我考入铜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那时候还没有中文系，叫中文科。当时读的时候，我们这个学校只招了人，只有政治、语文、物理、化学，当然还有英语，就是这几个专业。我们那届只有50人左右。我们当时进校的时候，老师特别严格。我记得有两个同学留级，就是因为写作课没有过关。到毕业的时候也有两个同学没有毕业，是肄业。我们来的时候住的是公路旁的红房子，就是附中的地方，那是临时赶出来的，以前叫作猪鬃场，就是刷子用的那个猪毛，骨粉场。现在猪鬃场还在，而骨粉场当时里面有很多骨头，我们来的时候是第三届招生，就住在骨粉场。地面不是硬化的，全是泥土，到夏天的时候那个腐烂的气味就散发出来，当时住的有中文科的，有化学科的，两个科多人就住在里面，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觉得很幸福。因为我是来自农村的，在那个时候考上一个专科很不容易。当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只是6％，我是我们那个区唯一考上的一个。我来校的时候基础非常的差，我的汉语拼音花了一年多才学会，说普通话也说不清楚，一个“黑”字都说了很久才把他说准确。作文很差，有一次只拿了45分，但很喜欢，求知欲很强！老师当时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想写好作文，只有一个笨办法，写日记，一边写一边读，不断练习。当时我家里都穷，但读书是很认真的。有的同学家在万山汞矿，学校还有10元的补助，他们可以到处逛，而我只有看书。所以贫穷不是件坏事，它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你的空间，但在某些方面又让你静下来。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不怎么好，我们补助每月17.5元，虽然不多但是够了，够吃两餐莲花白，馒头不要钱，包子五分，白菜五分，瘦肉二毛五，所以17.5元也还可以。那个时候学校还发困难补助，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蚊帐，我们当时还觉得很新鲜，到冬天的时候还发棉衣，那件棉衣我还穿了两个冬天。所以说，回忆母校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很温馨，也很感恩。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包子馒头是铜仁最好吃的，包括财校、卫校的人都喜欢到我们学校吃饭。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年制度，当时叫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3年，中专2年，所以我们就缩短了3年。我是16岁进来的，18岁参加工作。我是79年进来的，81年出去，现在已有38年的工龄了，资格还是有点老了。
好！现在回到文学。文学我很是喜欢，在高中的时候就受杨德淮老师的影响。当时杨老师被劳动了4年，批斗了4年，随后他正好在年的时候被平反了。那个时候他正好在那里敲钟看牛，然后学校就请他来代课，刚好教我们。杨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还是半罪之身，那个时候他让我们背了很多古诗，让我们不断写日记。到了母校的时候，文学氛围很浓。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圈都在晒19世纪的文学作品了，其实那些我们在学生时代就完成了这些阅读课，什么巴尔扎特、契科夫、屠格列夫、哥德等。只是20世纪文学这一块没有涉及，文学只讲到19世纪，讲到批判现实主义，后面就没有涉及了。学校有好多好老师，当时有一个王老师给我们讲文学概论，讲到文学的典型性问题是提了个问题，我还是全班唯一答对这个问题的人，当时还很高兴。从这些方面来说，母校给了我很多东西。从学校出去以后呢，我依然坚持写，虽然起点低。这次我参加晨光文学的评奖，读了大家的东西，觉得大家的起点很高，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我们根本达不到的。我那时候就是从最基本的记叙文开始写起，但是我想呢，文学的路是场马拉松，开始跑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跑，有的跑得很快，但是慢慢的，人会越来越少。只要你坚持，你坚持到最后那么你就是成功者，你就是胜利者。当年社团人很多，每年都有很多人，多人报名，最后大浪淘沙，剩下只有几个人，所以文学就是一场马拉松。你们的起点很高，条件很好，环境很好，平台也很好。我并不担心你们的才华，我担心的是你们能不能坚持，能不能走下去，有没有这个耐心，有没有坚持寂寞的准备。我们都知道，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学更多是和自己内心世界有关，它甚至和我们当下的有些东西不合拍，这时候你还能不能坚持文学，能不能坚持自己的内心。这个我说句不公的话，就是还有待观察。你们看以前有些很有才华的，写着写着就销声匿迹了，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希望一段时候后还能在这个会议上见到大家的身影，那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文学不在于你的才华，你需要的是守住你自己的寂寞，坚持自己的初心。谢谢大家！
孙向阳：非常感谢安老师回顾了自己在母校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都是关于铜仁师专美好的记忆。
芦苇岸：我年中文系毕业，离开母校铜仁学院后就踏上了东去的道路，在浙江工作生活了整整25年，第一次回到母校，天遥地远，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事多，走不开，确实忙。这次回来就接受了这么隆重的仪式，见到大家，真心高兴，十分感谢。这两天情绪都很高亢。这是什么带给我们的呢？文学。但是文学背后有许多艰辛付出。尤其是刚才安老师说，这是一个非文学的时代，文学的热潮已经过去了。不过，我们用一个理性的思维去看待的时候，这其实很正常，文学本身应该是这样的，像大跃进那样一哄而上的文学轰动，才是真正的非文学的东西。今天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文学的当代，有些苍凉，但坚守文学理想的，大有人在，这种坚守，是一种心灵风景的建构，难能可贵。回想在母校，我读了三年，在我没有进校之前，就在《铜仁日报》副刊发了一首诗叫《谒乌江》，注明“铜仁师专中文系91级芦苇岸”。当时我还在思南二中。我们的老校长看我的诗发表后，不太高兴，对我说“你都还没去铜仁师专你就写上那里了，你应该还是思南二中学生啊。”他也是我的恩师，所以很在意，如果我写思南二中的话，对学校来说很有面子。我是在德江煎茶中学转来思南二中的，在那边读的高一，当时那学校出了一些问题，同学们四处求学，大都往德江县城走，去德江二中等就读的最多。我没有办法，不知何处去。由于我家和思南交界，我就到思南找学校，看能不能碰上好运。来思南这边读书求学的过程像走钢丝一样，非常难。好不容易找了思南二中，现在叫思南民族中学，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受到安校长器重。他说行，我们接收你，但是你要回去打证明。我又回到德江煎茶中学去打证明。学校内部不知怎么回事，我去找班主任，班主任说找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说找校长，校长说你去找教导主任。被推诿来推诿去的，我很无助。打不了。为了这个事我还买了一瓶安酒送校长、班主任那里送了一包白糖。我们那个时候读书没有钱，吃饭没有菜，一瓶辣椒管半个月，为了能打一个转学证明，真是下了血本，希望顺利。两个县之间单程一趟就是几十公里，来来回回空跑了很多趟。没钱坐车，我去亲戚家借了一辆自行车，独自一人骑行了好多天，翻山越岭，有的地方路陡，只能推或扛，下坡还翻车摔破了手掌，尽管如此还是打不了转学证明，心里那个苍凉，那个悲绝，没有书读就意味着此生完蛋了，死的心都有。有一天路过校长家，见他家里没人，我送的那瓶酒正好在柜子上放着，我就大摇大摆的进去把酒拿走了，这酒后来送了一个好心的亲戚。当时真的很生气。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说明我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记得那晚是在煎茶一亲戚家借宿的，一夜之间煎熬得头发都白了，根本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又回思南那边去沟通，他们说不行，证明还是得要。没办法，我灰溜溜回家了，家长也骂，劝我回家耕田种地。我哪里甘心？暗下决心，如果这次回去转学证明打不了，我就去深圳打工了。最后主意已定，那天下暴雨，我背上背篓，从家里出发，上到半山的公路上，那回运气比较好，当时有辆货车从湖南开往遵义，司机在加水。我求助，那师傅居然同意了，让我爬到车厢里站着，冒着雨两小时就到了煎茶，很快。回煎茶中学后，我就直奔校长室。我那个时候平时也学写一些新闻消息，经常给德江县广播电台供稿，他们给我办了一个贵州省广播电台通讯员证，我拿出来威胁他说：“转学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你们为什么不给我转，你们要不转，我就揭露你们。”我现在才知道，他当时也只是应付我，就拿了一个有学校眉头的信签纸写了一个转学证明盖章就给我，而没给我用正规的转学证。我如获至宝，拿它去思南二中给安校长，他说不行啊，这不是正规的。我说我那个学校都办成那样了，哪还有什么正规的哦。这不是有公章吗，信笺也是学校的，就这样了，不了了之。在乌江边开启新的学业，喜不自胜。我在思南二中的时候，也比较争气。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行写作了，记得新学期开学翻堂哥的语文新书，读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被那种气度，那种壮阔，震撼了心灵。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我要写出这种文章，让其他人读了有一种浑身颤抖的感觉，那我也是很牛逼的人，也了不起。我就是从那时起要立志成为作家诗人的，然后在初中一直默默地写，无人指导，写得幼稚。直到在煎茶中学读高一时，有次课堂上写了散文《大山?太阳?月亮?人》，此稿发表在年6月份的某一期《贵州民族报》副刊上，我学生时代就在和成人竞争版面。之后发表陆续增多，就养成思考观察生活与人的习惯。去了思南二中以后我也写了很多，还在《思南报》上连载过报告文学《乌江雏鹰》。参加省里比赛拿过金奖银奖，安校长很开心。我比较偏科，英语不行，数学也不好。他说高考时只要你的预考能过，考两次，有机会就去读大学。当时铜仁师专去招生的两位教授分别是政教系和历史系的，我比较直接，就说我只想去读中文系，他们很大度，接受了我的请求。所以我觉得母校的老师一直就很宽待我。因为未进校就发了一首诗，入学报到时接站的学长们都知道我，都说在报纸上看到了我，老师让我做班长，我做了一年后就给班主任说不想做了。班主任说不行，后来我就去请忘年交张著植教授出面给班主任打招呼，就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做不了，再加上我拿了两包云雾山香烟去“贿赂”了班主任，才如愿以偿不当班长了。班主任很过意不去，说我不做班长了，要么去学生会任一个职务吧，毕业分配时有用的。晨光文学社是让我做社长的，我死活不肯，后来其他人做了，我就挂了一个副主编。工作后也是一样，我搞课题得过一等奖，一个副校长见教科研能力强找到我说让我做教科室主任，我不想做，他晚上就和自己爱人买了水果来我家。碍于情面，我没办法就说，我可以做事情，但不要名份，不享受待遇，就这样做了一年，主编《埭中教育》，在市里都有影响。我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年评上平湖市十佳新青年，被平湖中学要去了，到了平湖中学两年，年评上了嘉兴市十大杰出青年，被嘉兴日报挖走。我年离开教育系统，教了12年的书，到报社后，在《南湖晚报》专刊中心做采编好几年。我们报社两年一次内部岗位聘任，可自行选择，年，我从南湖晚报的编辑岗位到了吴越出版社，从普通员工到担任主持工作的领导，做了三年，不想当“一把手”，又想方设法找上面领导“摘帽”，现在是吴越出版社总编辑。人嘛，什么该看开，什么该看重，自己心里要有数。我们在异乡打拼，真是辛苦，这些年一直在变动，人生处于折腾之中。尽管如此，依然没有放弃文学理想。这个性的一面，我想正好验证了安老师说的，一个人的个性的坚韧度，对成长很重要！在你的个性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做很纯粹的事情，就会有未来，能打开局面，建立自己的高度。我刚才在来开会路上还在对同行的校友们讲，年，我分配到浙江省平湖市前港乡教初中的时候，那个稗草齐腰深，学校没有围墙，煤渣操场，篮球场也没有，比我德江老家的还差。东部发达地区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第一天就哭了，现在大变样，城乡一体化了。当时很差，那里。因为当地人富有，而我们只是一个穷光蛋，就这么一个状态，面临着买不起房子找不到对象的困难。工作以后，我一直想继续我的文学梦想。学校没书可读，我就自费定了一个季度的《人民文学》。新杂志来了，我翻看了一下就放抽屉里，上课回来我那办公桌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芦，上班时间，不要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落款是校长大名。我就知道办公室有的老师，表面上关心你，其实背后在监视你。一个语文老师，自费订阅文学刊物，课余休息时分翻了翻新到的杂志，居然被举报和警告，不可思议吧。我就在这种状态下坚持我的写作。我的写作非常注重内心关怀和人格塑造，这与长期孤军奋战的困顿经历有关，一路走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关心与资助。我不自弃，我只会更强大。尝遍了世态炎凉的悲苦，我韧性十足。回想起来，只有在母校，我得到了许多宽慰。我个性很强，当时学校有什么“四大才子”的叫法，我、文叶飞、牟红、李传典，有个顺口溜是“芦苇岸边叶典红”。我不以为然。他们受过我很多气，我说话有时候不讲面子的，现在我好很多了，也学狡猾了（哈哈）。有时他们很生气，但大度能容我，因为我比他们小，他们对我很迁就。尤其是侯长林校长，为什么叫他恩师，他其实没有上我们的课，当时他出了一本书我就去拜访他。我去了几次，每次他都很温和宽厚，娓娓道来。我这么一个内心很峻急的人，遇到像大海一样宽广的长者，感觉很好，他让我领悟了很多的东西，关于人生励志，关于写作立格，他可能忘记了，但嘉言胜九鼎，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教导我的，今天看来，很有用，不管是作文，还是做人。我性子大但我诚恳，如果我很虚假，那就为人不齿了。搞写作，求真是第一，只有自己内心真诚，才能影响别人。如果自己都不真，怎么叫人服你？认可你？文章再怎么漂亮，别人其实都看得出成色来，文字背后，作者的思考到了哪个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