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
1.写给父亲母亲的情诗/惠子
2.凤凰琴，一个时代的记忆/马永康
3.父亲/刘伟奇
写给父亲母亲的情诗□惠子我喜欢在飞机上看书，而且多半看的是闲书。因此，每次出差我都会在包里放上一本诗歌杂志。这个习惯已坚持了二十多年，且二十多年不辍。因为每一次的出行我都会在杂志的某一页或某几页密密麻麻写上一些分行的文字，而后将这些文字串成一首首美丽的诗行。
也许因为工作的关系，平时没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也许纯粹是懒惰使然，但一上飞机，我就像选手进入赛场，会迅速进入一种亢奋状态，而一旦拿上书本，我则旋即进入一种鸟语花香而又与世隔绝的状态，灵魂收敛起来，专注于阅读，专注于一粒粒充满灵性的文字，她们会带你去你之前完全无法预知的领域，去见你想见的人，看你想看的花，尝你想尝的果。无论菩提，无论因果，无论对错。一任窗外喧嚣，白云苍狗，而我心寂然，独自住进书里、句里、词语里，或如老僧入定，枯坐如木，或如童子般天真，只是掩了心门，将欣喜隐藏于心，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这样下来，几经辗转，几首或几组习作就成了。然后连同杂志一起放进书架的某个角落，或三两月，或半年，或一载，待彻底忘却，复将其翻将出来，再过上一遍，或增或减，或留或弃，一首，几首，或几组习作就这样成了。有时倒回来看，自己都要给自己点赞。甚至在心里嘀咕：老覃真是太有才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思妙想？这不是神来之笔吗？自嘲之后复自满，自满之后复自信。
就这样，在我逾三十年业余写作生涯中，在我已经在国内外上百家报刊杂志刊发的余首（组）中，毫不夸张地说，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旅途中的产物。而自从有条件乘飞机以后，飞机则成了我主要的创作场所。印象深的有两次，这两次是一悲一喜，复悲复喜，让我终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某些生活习惯。
一次是年春季赴新加坡南洋大学培训，时间长达一个半月。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被新加坡浓郁的热带风情、海天一色的城市景色以及干净、活力、法治、蓬勃向上的城市国家形象所吸引，相继草成16首（组）随笔型的诗作，在从新加坡返回厦门的途中，我一直在修改、过滤、筛选，总的对这几组充益热带风情的清新淡雅的小诗颇为满意。孰料，乐极生悲，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碰到了删除键，所有的心血瞬间附之东流。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手脚。到底怎么了？怎么就鬼使神差地碰到了删除键呢？那不是还有个确认键吗？我的神一样的手指又是如何碰到的呢？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而一切又都像设计好了一样。我突然间像被施了魔法被定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完了，完了，完了。待我回过神来复去找寻根本就不存在的“恢复键”企图恢复，显然一切都是徒劳。回到遵义，我火急火燎找到若干家手机修理店，甚至电脑专家，连比带划，一遍一遍复述作品丢掉的过程及诉求，无奈，企图“恢复”的愿望终成泡影。为此，我对手机、电脑这种现代的书写工具“爱屋及乌”地恨之入骨，甚至痛恨发明电脑及手机输入法的人，咕哝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电脑！
还有一次发生在最近。年4月1日，我从贵阳去北京出差。一上飞机，我照例将随身携带的《星星诗刊》翻阅起来，翻着翻着，我大脑里突然涌现出母亲的形象。可能正好是头天晚上梦见母亲的缘故，我一口气在《星星诗刊》内页写下了《我总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喊母亲回家》和《吊母亲》两首。写完，意犹未尽，飞机仍在空中疾驰。这时，一束阳光透过机窗玻璃穿进来，很真实地照在我脸上，仿佛母亲的目光和叮咛。于是，我继续在《星星诗刊》的另一内页写下了《怀念》一首。刚好落笔，客舱中传来空乘小姐甜美的声音：各位旅客，欢迎您选乘天河联盟南航客机，谢谢您的支持，祝您愉快，希望下次旅途再会。于是，我迅速折转到后面的行李架上拿起行李，随着裹挟的人流走下飞机舷梯。当走出机场，步入机场大厅，我忽然想起涂有诗歌草稿的《星星诗刊》和一支阅读用的红笔落在了座位上。我迅疾折返找到机场工作人员，询问能否返回机上寻找？工作人员明确告之不行，只能到机场失物招领处查询。我火急火燎跑到实物招领处，手脚并用，绘声绘色向工作人员描述失物遗失情况。工作人员随即与该机乘务员联系，得到的回复是：查无此物！发了一会呆，我不甘心，又将丢失的情景重新描述一遍，再次恳请工作人员帮助查找，并愿意支付相关佣金云云。结果：仍然是石沉大海。回到宾馆，我又反复多次电话询问，答复还是“没有找到”。我绝望，自责，懊恼，无助。我迁怒于机场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迁怒于国人劣根性的“顺手牵羊”，甚至迁怒于同事好心的位置的“调来调去”。遂写“罪己诏”：要长记性，要有耳性，凡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以示警醒！
是日晚，我把自己交给了不眠之夜。像第一次一样，我试图通过回忆、搜索，将失去的诗行找回来，结果当然仍是徒劳。“自信人生二百年”和记忆力超群的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找回一些记忆的碎片，充其量是一些“像诗”的句子。诗歌不是记忆的复制，而是灵感的产物，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的对的事物和对的语言。记忆可以找回来，而灵感是转瞬即逝。就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永远也不可能产生两次相同的灵感。所以，当第二天机场工作人员告知我那本写有我诗稿的杂志找到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种失而复得的快感让我一瞬间出现了虚脱的感觉。少顷，我才缓过神来，居然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种狂喜，直嚷嚷：此刻有诗当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那几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之一我总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喊母亲回家
我总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喊母亲回家
因为母亲走的那天晚上
月光白得刺眼天上的星星
就像一丛又一丛波斯菊
围绕在母亲身旁
母亲那天走了就再没有回来
老屋还在老墙还在
那被磨得光光的灶台妆台还在
那株母亲亲手栽植的梨花
年年都开成一面镜子照得见人
我总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喊母亲回家
就像小时候母亲拖长嗓子
喊我们几姊妹回家吃饭
我也拖长嗓子喊我的母亲
那些竹子就和着月光在风中摇曳
群山就开始回应：母亲母亲母亲
那些萤火虫就开始在风中舞蹈
那些月光被撕成一片片
像是思念祝福又像是忧伤
之二吊母亲
我就这样想你漫无目的
不一定是在黄昏
有时在早晨有时在傍晚
更多的时候
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
我想你的时候
我就让思念的野马
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
来到你的坟前
看芳草萋萋
看野花怒放
听百鸟争鸣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是你生前劳作的地方
日出而作日没而息
只是这一次你实在太累了
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之三怀念
母亲一走
我就老了
老成父亲的样子
父亲一走
我就成了孤儿
成了五十岁的孤儿
我想跟母亲说说话
我看见母亲坟头的草又绿了
我想跟父亲说说话
我看见父亲的长烟斗
仍在老屋的那个角落闪着火苗
我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一任草
枯了又黄
花开了又谢
屋檐青了又绿
母亲一晃已去逝六年有余，六年来，母亲的音容无时不在我脑际萦绕。母亲刚走的那半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与她在梦里相见。以后，虽然见面的次数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递减，但母亲慈祥的面容还是时不时在我梦中出现。为排遣忧思，我相继写出了《母亲》《母亲祭》《又见母亲》等数十首专写母亲的诗以示对敬爱的母亲无限的忧思和怀念。
我的思绪总是在母亲和父亲之间辗转。老父亲离开尘世已近两年，两年来他老人家沧桑的面庞总是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然而，他硬是用他孱弱的双肩支撑起了这个有着数十口人的大家，并让我们七兄妹在那段极其艰难的岁月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能长大成人，给了我们回报社会的机会。然而，父亲一个小小的甚至有些卑微的诉求我们却没有能够满足他。这件事我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当父亲提及此事的时候，我却是装聋作哑，甚至把自己置身事外。每每想起父亲一生唯一一次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小小的请求却未能如愿，我总是如鲠在喉，肝肠寸断。于是，顺着这个思绪，在北京返回贵阳的飞机上，我即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父亲
我唯一没有能够满足你心愿的
是你需要一个女人
一个可以跟你说说话的女人
你说出那个想法的时候已近黄昏
你第二次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黄昏已逼得很近甚至
屋檐上己经有了很浓的夜色
我没有像其他亲人那样提出反对意见
我只是假装没有听见
后来你再已没有提及此事
只是烟抽得比以前更猛
咳嗽也越来越重
觉睡得越来越早
时不时一个人对着大山发呆
只有小狗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你
它陪你说话陪你晒太阳
偶尔也翻过篱笆
陪你看天边的落霞
小狗成了你的女人你的儿女
成了替我们尽孝的姊妹
终于有一天你和小狗
你和那只黢黑的陪伴你经年的小狗
一起融入了更深的夜色.....
作者简介：惠子，本名覃儒方，苗族，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星星诗刊》《山花》等全国50余家核心期刊发表诗歌作品余首，著有诗集《孤独的石榴》《最后的我》《紫色咖啡》《惠子抒情诗选》四部，有作品入选《中国诗歌年鉴》《中国当代汉诗年鉴》《星星诗刊·四十年诗选》等30种选本，偶有获奖，有作品翻译成英、日等多种文字，现就职于遵义市政协。凤凰琴，一个时代的记忆□马永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看了由何群执导的电影《凤凰琴》，时隔近三十年，再次收看了这部影片，今昔对比，颇多感触。因为这部电影集中、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艰难状况，成为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
英子连续两年高考失败，在任乡教委主任的舅舅的帮助下，来到地处边远的山区学校界岭小学，当上了一名代课教师。从最初的不愿意到逐步接受，融入这间仅有四名教师、四十多名学生的学校，其间经历的人和事，有迷惘、有好奇、有悔恨、有欣喜，无一不真实体现了那个时代乡村学校的困难艰辛和农村教师的喜怒哀乐。
界岭小学，山西大山深处的一所村级学校，边远、艰苦。学校仅由三间干打垒结构土房和一个简易操场构成。桌凳简陋，窗子破烂，寝室昏暗。从乡里出发，步行半天才能到达。这一切都告诉英子，要留下来，需要决心，要长期留下来，更需要勇气。在那个时代，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学校其实都大概如此。在当时我所任教的务川县分水乡，有学校及教学点近三十个，遍布在全乡各个角落。除分水、王武、天山三间完全小学条件稍好外，其余校点的情况均与界岭小学无异，个别校点则更为简陋。但正是这些遍布大山深处的学校，让无法外出的孩子们接受了最早的学习和教育，成为他们成长经历中的第一步阶梯。
“四年级的同学用黑板上的词造句，三年级的同学抄写生词”。这是英子到校后，见到教务处孙主任上的第一堂课。两个年级混在一起上课的模式，让英子满怀惊讶、不解。而这正是那个时代大量农村学校因教师、教室紧缺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复式教学。界岭小学三间教室，实际上课三名教师，一至六年级共四十二名学生，复式教学就成为了他们的唯一选择，一人负责两个年级包班教学。当年我所在的分水乡，除极少数学校能正常办班、开设学科齐全外，多数学校基本都采取的是复式教学。这种情况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村办小学”开始，一直持续到年“两基”验收才得以缓解。近些年，随着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学生集中进入城镇，各地精简学校，实行集中办学，复式教学这种模式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级要开展扫盲验收检查，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实际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十的界岭小学仍然差距明显。为了评上先进，有几千元的奖金维修学校，让孩子们平安度冬，余校长不得已安排大家弄虚作假，没想到单纯的英子却到县里举报，学校的改造计划功亏一篑，而英子也换来了舅舅一记狠狠的耳光。在那个时代，和界岭小学一样，因家庭困难、思想落后、条件艰苦等情况，许多孩子早早辍学。扫盲、入学动员，便成为广大农村教师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抓好扫盲工作，各乡镇教办设了成教专干，各学校设了成教主任专职负责。年，务川县开展扫盲及“普六”验收，我当时任乡中心完小副校长，白天上课，晚上带队进村入户入学动员、开班扫盲，其艰辛程度至今历历在目。现在，经过“普六”、“普九”，“普十二”已逐步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普六”、“普九”、“两基”攻坚等已成为过去特定阶段的历史符号，见证了我们国家农村基础教育逐步发展的艰苦历程。
“我们已经九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是孙主任向万主任汇报工作时唯一的内容。余校长出面，请村委主任和会计吃饭，为了让村里能想办法发几个月工资。邓副校长遭遇抢劫，拼了性命负伤而回，就为了保住从乡里领回的全校教师一百五十元补贴。这一切都告诉人们，界岭小学的老师们工资微薄，且不稳定。在那个时代，我国中西部地区普遍实行县、乡分级负责的工资保障体制，由于财政困难，工资很难足额发放，经常拖欠已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个别地方曾出现过收罚款、发香烟抵工资等反常现象。公职人员尚且如此，乡村民师、代课教师，仅靠“三提五统”来保障工资，其困难程度就更为凸显。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乡村教师的待遇得到稳定保障，且普遍高于当地其他公职人员收入水平，实属不易。
在界岭小学最为敏感的事，就是转正。转正，在那个时代，是全国万千一线民办及代课教师永恒的梦。能让他们面对清贫，苦守农村三尺讲台的理由，除了对教育事业的一片忠诚外，就是有朝一日能实现转正。苦苦期盼中，界岭小学终于有了一个名额，几经周折，大家一致同意将机会让给余校长的爱人，已多年瘫痪在床的明爱芬老师。当她满怀欣喜填表后，却于第二天溘然去世，为故事凭添了更多悲情色彩。我曾兼任过两年乡教办业务专干，经办了几批民师转正工作，人心的牵动，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