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钱霖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人类学方向的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都市人类学、儿童福利和新媒体技术。曾在ChinaInformation,DialecticalAnthropology,《开放时代》及《文化纵横》等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目前的研究 在笔者访谈的对象中，有四名是已经在内地受洗的基督徒。他们或是受信仰基督教的家人影响而入教，或是在内地读本科期间经同学或朋友介绍参加了团契活动进而皈信。有趣的是，这四名留学生都未参加过H书院的宗教活动，其中两名女性基督徒是因为H书院的礼拜日是在周六上午，而那个时间她们正好需要在T大上课。一名男性基督徒则向笔者指出，H书院的教派性质与他所皈信的福音派是不同的，所以他没有参加。还有一名男性基督徒则没有解释为何他不参加H书院的活动，但是他提醒笔者，他随身带有圣经，完全可以自行阅读和学习教义。对于H书院针对T大宿生的传教活动，他们也多持不置可否乃至认可的态度。
（二）对基督教有兴趣的非基督徒
在剩下的非基督徒受访者中，有接近半数的T大内地留学生表示他们对基督教、圣经或者H书院的宗教活动有兴趣。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的人曾经参加过H书院的宗教活动，但最后无一例外又都退出了。解释兴趣的来源是多样化的。有许多受访者提到自己对基督教不了解，以前在内地的时候也没有接触过，因而感到好奇，有兴趣了解一下。有些受访者则特别表达了对圣经文本的兴趣。有一位女性受访者认为圣经写得很好，语言很美。她过去阅读的一些青春文学作品里常常会引用圣经里的话，譬如她随口就能说出一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她也相信圣经的教义可以导人向善，帮助人们改掉坏习惯，养成美好的品德。她觉得H书院里的教徒为人都很和善，可能就是研习圣经信仰基督的结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访者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及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有一位自称未来将在合适的时间考虑受洗的受访者告诉笔者，他选择入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的原因在于，他不仅过去参加过内地学校校园里的团契活动，因而比较熟悉，同时他还认为基督教和中国其他的传统宗教不同，因为它更“普世”，更“现代”。作为一个起源于西方的宗教，他认为基督教与许多现代化的元素有关，比如自由市场、民主和人权等等。而中国传统宗教，比如道教、佛教，则与现代化相去甚远。杨凤岗的一项有关中国城市里的基督徒研究也指出，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通过信仰基督教，他们就可以拥抱现代性。也就是说，宗教信仰成为他们追求西方式现代化的一种方式（Yang，）。笔者的受访人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现代化是他在访谈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通过反复对比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和习俗，他认为后者中有许多迷信成分，譬如偶像崇拜，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要人们抛弃这些旧习俗。当被问及为何到现在还未成为基督徒时，受访人表示他仍在考虑中。他强调基督教在皈依行为上和其他宗教也不一样。它的皈依仪式是非常正式而严肃的，不像其他宗教，“一些中国的传统宗教，你跟别人说你信，你去拜一下，你就成了那个宗教的信众了。但信基督教不是这么简单的，要去教堂正式的受洗，向上帝许诺永远侍奉他。所以我要好好准备。”①
另一位也将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化的受访者表示，他去参加H书院的宗教活动是因为想感受一下西方宗教的仪式氛围。在参加完一次礼拜活动后，他的感受是基督教的仪式确实与中国传统宗教很不一样：不用烧香不用磕头，而是更开放积极地通过集体唱赞歌，一起分享人生经历与体会等方式来达到信徒之间、信徒与上帝之间的沟通。但他后来并没有再参加H书院的宗教活动。他将自己的造访描述为对西方文化的一次性消费体验，他的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满足。
那么对于那些对基督教、圣经或H书院宗教活动有兴趣的T大内地留学生而言，是什么限制了他们出席H书院的宗教活动？尤其是那些曾经参加过的人，为什么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退出了？
根据访谈材料，限制有兴趣参加H书院宗教活动的T大内地生的因素主要是他们周六上午需要上课；或者由于功课负担重，他们要赶作业和预习复习功课；或者纯粹是因为周末要睡懒觉。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地生的生活重心并不在学业上，平时最常做的除了在学校上课和在学校或房间上网以外，就是到各大商业区娱乐和消费。还有不少内地生，几乎每周都要去深圳娱乐和消费，尤其是在周末。相当多的广东学生每周或每两周要回家一次。这些学生大多声称自己没时间参加H书院的宗教活动。事实上，以上提及的这些活动几乎是大部分T大内地宿生的日常活动。
但亦有对基督教或圣经感兴趣，却对参加H书院宗教活动缺乏热情的内地生。当笔者询问他们既然有兴趣，为什么不试着参加活动呢？他们用犹疑的眼神看笔者，并且反问笔者为什么他们有兴趣就必须要参加活动呢？不少受访者辩称，了解基督教和圣经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可以自己阅读和上网搜索相关信息，而不一定要参加宗教活动。有一位受访者几乎是用诘问的方式向笔者提出他的兴趣只是单纯的“兴趣”而已：“兴趣就是兴趣，兴趣未必一定导致行动。没有人会说我有了一个兴趣，我必须马上去满足它。而且我什么时候去满足它是我个人的事吧？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②在这位受访者眼里，对基督教的兴趣与是否参加宗教活动，乃至是否信仰宗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对于那些曾经参加过H书院宗教活动最后却退出的T大内地生，他们退出的原因也是比较多样化的。首先不懂广东话限制了他们继续参加活动。由于H书院的宗教活动首先是针对香港本地教徒设置的，活动中使用的都是广东话。尽管上文曾经提到如有内地学生参加，尤其是在圣经阅读班里，导师会鼓励使用普通话进行讨论（礼拜活动基本还是使用广东话）。一位参加过圣经阅读班的受访人提到，尽管导师知道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不会说），但仍主张使用普通话讨论，结果参加活动的本地教徒都说得非常吃力，反而让他觉得非常刺耳且听不懂了。此外，他认为自己参加了三次活动最后却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觉得没意思了”。他说：“一个半小时，他们讨论了半个圣经故事。我觉得他们其实并不关心圣经故事到底讲什么，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经历和理解来解读圣经，有时候我听着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③另一位参加过H书院宗教活动的受访者说，他参加活动是因为经常在T大的宣传栏里看到一些科学家开讲座谈基督教问题，鼓吹科学和基督教是共融的。作为一个物理系的学生，他非常想搞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参加完一次H书院的礼拜活动后，他说自己更加不能理解基督教的逻辑了，“好像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上帝赐予的，而所有坏的东西都是人自己搞出来的。这可能吗？我认为太主观了而且反人性，它怎么可能与科学共融？”④
更多的T大内地生退出H书院宗教活动的理由在于他们被直接传教的经历。一位受访者说，她最害怕的就是碰到直接劝她入教的教徒。她参加过一次圣经阅读班，在那个班上有教徒不停地向她说明上帝的伟大并且鼓动她入教。由于感到害怕和厌倦，此后她就没有再参加活动了。另一位有同样经历的受访者说他不能理解基督徒的思维方式，“他们怎么可以劝一个第一次参加活动的人马上信教呢？”⑤在访谈中，另一些没有参加过H书院宗教活动的内地学生也表示他们很害怕碰到这种直接向他们传教的基督徒。他们曾经在T大校园或在去大学的路上碰到拦在路上向他们派发宗教材料，并不停地向他们讲解基督教的教徒。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他有些怀疑在H书院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那些看起来很和善的基督徒对他表现出来的热情与善意不过是他们传教的手段。许多受访者都对直接传教抱有异常抗拒的心理，尤其是在他们刚刚与基督教接触的时候。
根据访谈材料，绝大多数对基督教、圣经或H书院宗教活动有兴趣的T大内地生在笔者的田野调查期间没有信教的意愿。在这个时间段内，他们并不认为信教是他们对基督教的兴趣引发的必然结果；相反，他们认为他们的兴趣和参与宗教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基督教和圣经。不少受访者在访谈中比较了基督教在香港和在内地的境况。内地的基督教被他们认为是“少数派宗教”（MinorityReligion），人们不太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而在香港则截然相反。⑥这种比较话语在访谈过程中反复出现，尤其是在讨论内地留学生是否信教的问题上。有一位受访者向笔者说明他即使对基督教有兴趣也选择不信教的原因。他说：“比如我在香港信了教，我是一个香港基督徒，然后我定居在内地，这个宗教信仰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吗？我不认为有。在内地信这个‘少数派宗教’也一样。”⑦
这使笔者不得不深思地域流动性（TerritorialMobility）在受访者信仰选择问题上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访谈中，当受访者在讨论他们是否有意愿信教的时候，笔者都会询问他们未来工作定居的规划。那些倾向于未来会返回内地工作定居的内地留学生多数认为基督教的信仰背景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并无帮助，因而倾向于持有比较坚定的不信教的立场。一位受访者指出，虽然她对基督教有兴趣，但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信教，因为她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党员是不允许信教的。她强调她不可能为了信教而放弃党员身份，而且在内地生活和工作，党员身份对找一份好工作并获得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里。同时她也强调她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她的父母都是党员，而她所受的也是无神论的教育。她认为与她无神论的背景和“科学”的知识体系相比，她对基督教的兴趣要远远逊色得多。
相对的，未来计划去欧美国家继续求学或定居的内地留学生，在宗教信仰选择的问题上则较富有弹性。譬如一位受访者声称，她希望未来能够出国。她认为在内地或者在香港工作定居，信仰基督教对她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她觉得佛教、道教和其他的民间信仰对中国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在香港也是一样。但是如果她有机会去美国，她认为自己有必要信仰基督教，那会帮助她融入主流的生活方式，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信教。
对比而言，那些打算留在香港发展的内地生，在宗教信仰选择的问题上介于前两者之间，但仍倾向于暂时的不信教。他们解释说，目前他们的学习生活以T大学为中心，几乎所有遇到的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都可以自己解决或者向校方寻求帮助。广东话在大学校园里也不是问题，因为校内有足够多的师生可以通过普通话进行沟通，并辅之以英语。在校外，由于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来香港消费，香港政府也在推广普通话，普通话已经逐渐成为广泛使用的语言。此外，除了一部分广东学生本身会讲广东话以外，其他不少立志留在香港的内地生也开始积极地学习广东话。虽然有些内地生认为在适应香港社会和文化上还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教学方式和饮食选择上），但大多数人认为香港跟他们上本科时所在的内地大城市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有受访者提到，如果在香港有什么不适应或者不愉快，或者想尝尝家乡菜，坐两个小时的车就到深圳了。对于很多内地生来说，他们并不认为存在一个诱因促使他们很快地融入香港社会，而且必须要以信教的方式去融入。即便要很快地融入，他们认为香港社会和文化跟内地社会和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且在回归以后更加的融合。相比于去欧美国家，他们早已“天然地”部分融入了香港社会，尤其是广东学生。对他们而言，基督教并不等于香港文化。在香港这个多元的社会里，基督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许多受访者的眼里，存在着一个关于社会世俗化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就基督教的影响力而言，中国被放置在较为世俗的一边，美国在较为宗教化的另一边，而香港则居中乃至偏向于较为世俗的一边。有一位受访者指出：“我承认香港到处都有基督徒，但是和非基督徒相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占多少呢？我猜不会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总的来说，信教的还是少数。”⑧在这位受访者的眼里，正是香港社会仍然较为世俗化多元化的文化，使得不信教的人得以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但这种不信教的选择也并非绝对的，这位受访人同时也指出：“现在我还不打算信教，因为没必要。如果以后它真的有助于改善我的生活质量，到时候信也不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⑨
（三）对基督教无兴趣的非基督徒
根据访谈材料，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较为一致地表示他们对基督教、圣经和H书院的宗教活动都没有兴趣，也不会考虑信教。笔者询问他们为什么不感兴趣，得到的答案不是无言以对就是认为笔者多此一问，或者干脆反问笔者：“为什么我要感兴趣？不感兴趣还需要理由？”
然而这些受访者在对待H书院宗教宣传态度上还是略有差别的，大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在特定场合尊重这种宣传行为并给予一定的积极回应；第二类，不理会任何宗教宣传；第三类，反感乃至反对宗教宣传。
自认尊重H书院宗教组织和人士之宣传活动的内地生认为，既然居住在一个基督教的社区里，那么还是有必要跟这里的基督徒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对自己在H书院的处境也有好处。一位曾经在内地读本科时任系团委副书记的受访者告诉笔者，他支持党和政府的宗教观点，但是现在既然寄居在一个基督教社区里，他强调他能理解基督徒们进行宗教宣传的热情，并且试图跟他们保持一种非宗教性的良好关系，但他不会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乃至信教。然而在H书院院方和T大内地宿生的见面会上，他跟着朱牧师一起低头祈祷了。他将这个行为解释成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基督教院方的尊重，“我不是在祈祷，只是做出那个样子。那只是一种礼仪。因为我身在一个基督教社区，我需要表现出对他们文化的尊重，所以我按他们的礼仪方式来做了。”⑩笔者较为倾向于接受这位受访者的解释，即跟随祈祷的行为只是在与基督徒面对面时表现出对他人文化尊重的礼仪。在私下场合里他未必会再遵循这些他者的文化与规范，实际上他本人就是在宿舍内饮酒的学生之一。
亦有不少内地生表示他们并不理会H书院宗教组织和人士的宣传活动，而且也不认为这些宗教宣传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表示自己的生活重心还是在T大，功课负担比较重，所以几乎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就回T大，晚上十点下课以后才回到H书院的宿舍。对于他们而言，后者只是每天晚上睡觉的地方。
还有一部分内地生表示他们对H书院的宗教宣传颇为反感。有一位受访者说，刚开始他并不怎么理会这些宗教宣传，直到朱牧师未经允许进入房间投放宗教宣传品的事件发生。他认为H书院基督徒的宗教宣传做得过火了，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和空间，因而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另一位受访者同样反感基督徒过度的传教热情，而且不仅仅是在H书院。他说自己非常讨厌走在路上被一个陌生人忽然拦住然后被传教。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基督徒自认的优越感。他提到有一次他的香港同学向他传教，对方在言辞中无限抬高基督教而对佛教、道教等颇为鄙薄。于是受访者反问，同样是宗教，基督教和佛教道教有什么差别？对方回答佛教道教才是宗教，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真理。还有一位受访者也对基督徒有类似的观感，他将对基督教优越性的批评扩展得更深。他在内地读本科时学的是社会学，而他的同班同学也有信基督教的。在就基督教的优越性进行讨论的时候，后者总会搬出马克斯·韦伯（MarxWeber）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通过阐述基督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来验证基督教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笔者的受访者批判了这种对韦伯思想片面肤浅的理解，以及对后人对韦伯思想的反思与批评置若罔闻的态度。⑾还有一位受访者则对基督教在香港本地教育的影响力颇感担忧。他和H书院的一些中学生结成朋友，后者向他抱怨书院有每周必修的礼拜课。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想修这些课，而且也不是基督徒。受访者认为书院强迫不信教的学生必修宗教课是不合理的。而且在香港，那么多教会学校控制了如此多的教育资源，相应地削减了学生选择非宗教背景学校的机会。
（照片由作者提供）
六、在田野中阐释“另类性”
区别于以往宗教社会学研究通过访谈已皈依基督教的欧美中国留学生来重建他们信仰转换的论述，并探讨这一转换的理由，本文的田野调查个案深描了一个居住在香港基督教社区里的基本上是非基督徒的内地留学生群体与基督教组织和人员互动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展示了在被积极传教的情况下，这群内地留学生如何做出了有限地接受或拒绝宗教影响的反应。在这些反应背后有着复杂多样的个人理由。了解这些个人理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透过这些个人理由审视香港—内地这一特殊的地缘与社会脉络，发掘这个个案与其他个案相比的“另类性”，有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留学生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所做出的信仰选择背后的理性考量。
杨凤岗等学者指出，对于许多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而言，转换信仰是他们融入主人社会的一种文化策略和手段，并且是在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美国社会的基督教化这一混合的大背景下实现的。相比于中美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笔者的研究对象认为香港和内地在社会与文化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实际上，这种相似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两地所保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生活的都市化与商品化，在物质和信息消费上与全球的接轨，这些变革又在现代化的层面上塑造出与香港社会类似的都市生活与文化，且不用说香港都市文化本身对中国内地的文化变迁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从电影与流行歌曲到衣着时尚，许多年轻一代的内地留学生都对香港流行文化了如指掌。由此，文化传统的契合性，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同质化，香港内地之间的社会文化互动，这些都促成了许多内地留学生自认“天然地”部分融入了香港社会，尤其是广东学生。除此之外，社会文化的差异更可以通过地缘上的接近性来弥补。对于很多T大内地学生而言，在他们适应融入香港社会的过程中，两小时车程外的深圳扮演了一个为他们调适“紧张感”的“后花园”的角色。于是对香港这一主人社会的融入不再是一个急促的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部分完成的，并依照个人选择是否逐渐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事实上，并非所有受访人都认为有必要非常彻底地融入香港社会。他们中有的人认为香港社会文化是多元的，而他们的到来和保持自身文化行为的特殊性本身也促进了香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也有留学生倾向于未来返回内地定居，对他们而言，目前这种部分融入香港社会的暂时状态是恰到好处的，既然他们目前在社会适应上的困难已基本解决，也就无须花费更多心力去融入一个他们最终要离开的环境。
接下来，那些选择融入香港社会的内地学生是否必须要借信仰基督教的方式才能实现？笔者的研究对象有意识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社会世俗化谱系的想象。在这个谱系当中，内地与香港被认为仍是世俗文化占主流的。而内地留学生来自三者中最“世俗”的内地，带着他们无神论的教育背景来到香港。这些都影响到他们对于香港社会世俗性和多元化的想象。他们认为，尽管基督教在香港社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它并不等同于香港文化，而只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在目前，他们也不认为信教能够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乃至提高社会地位。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H书院宗教组织的宗教宣传做出了有限地接受或妥协。但也有另一部分内地学生拒绝乃至反对宗教宣传。反对的理由也多种多样，有些针对的是具体的传教行为，有些则是指向基督教本身。或许很难确认笔者研究对象的关于三个不同社会世俗化谱系的想象是否全然符合实际，但是以欧洲启蒙以来世俗化的最低标准，即从人们不会被迫接受宗教观点这个门槛来审视香港社会乃至香港—内地这个更大的社会场域，或许应当肯定世俗化空间的存在。正是这一世俗化空间为人们提供了非宗教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资源，确保了人们不信教之自由权利的经济与伦理基础。对基督教有兴趣的内地留学生可以选择不信教，甚至有的还能够反感或反对宗教宣传，或许正因为香港社会和香港—内地这个跨界的社会场域并存着的世俗化空间为他们提供了非宗教的资源和生活空间，使他们不必在一个基督教社区中被迫做出信教的选择。
注释：
①笔者于年11月10日对胡明的访谈记录。
②笔者于年11月12日对陈学的访谈记录。
③笔者于年11月12日对仲辉的访谈记录。
④笔者于年11月10日对蔡放的访谈记录。
⑤笔者于年11月11日对马华的访谈记录。
⑥这当然只是受访者们个人的判断，有研究表明近几年内地的基督教徒人数剧增（左广彦，）。
⑦同注②。
⑧笔者于年11月11日对张海的访谈记录。
⑨同上。
⑩笔者于年11月13日对黄芸的访谈记录。
⑾韦伯主观上并不是为了验证新教伦理的“优越性”而写作的，他是在面对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可能存在的不足时，通过引入文化因素来揭示促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多元复杂的条件。受访者批评他的同学在挪用韦伯的论述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优越性”正名时，却可能恰恰违背了韦伯思想本身的初衷。受访者还指出，如果韦伯思想可以用来简单地为基督新教的“优越性”正名，那么许多其他宗教和文化传统也同样可以获得这种优越性。
参考文献：
吴梓明，，《宗教教育的世俗化与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个案研究》，载《复旦学报》第3期。
